重塑我们的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是精神的栖息地，也是精神的养生堂，还是精神的孵化器。当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时，当我们“酒酣胸胆尚开张”之时，当我们“敢为丹心借一枝”之时，当我们“白浪如山寄豪壮”之时，我们意气风华的精神何曾眷顾过“家园”！一旦我们回望家园的温馨、惬意与和美，我们其实是想为彷徨的精神注入定力，为黏滞的精神注入活力，为疲软的精神注入锐力。文化小康建设中精神家园的营造即是重新梳理精神的取向。“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上海价值取向，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十大观念”……诸多城市精神其实是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一种外在表现。

    在精神家园的营造过程中，尤其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同价值差异共存、精神需求千姿百态的广阔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的国度，更需要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人民群众的精神有归宿感和自豪感，有自信心和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小康建设就必须关注“集体人格”的建构，关注“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处于一个“文化”无处不在、无处不说且无处不火的时代！实际上，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小康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导文化攀升性的自觉。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建构，文化人格层次攀升的梯级分别是文化素质、文化水平、文化涵养和文化境界。

    在上述层次梯级中，文化素质是对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实际上与“文化”无关的争执，但争执的双方互不相让地指责对方“素质差、没文化”。我们通常会认为，“文化素质”的问题只会发生在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公众之中；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公众人物的“文化素质”却每每成为吸引公众眼球并困扰公众心智的话题。“文化素质”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化建设中“公共文化优先发展”有了实质性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大大小小的“文化人”也有“文化素质”需要补课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的人格评价中，我们也常能听到说某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一种人格评价，已无关“有无文化”而是关于“文化高低”的问题了。在“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把“文化涵养”作为人格攀升的更高层次，是因为这一层次更强调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情操的陶冶、人生的历练。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最后，当然是向“文化境界”的人格攀升。古人论诗谓“有境界自成高格”，原因在于“诗境”乃是人生之境、人格之境的投射。如同我们说某人“有涵养”一样，说某人“有境界”也是对其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冯友兰先生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在最高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所能尽性”。这也使我们想到北宋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构成，发挥文化的作用首先意味着传播社会正能量。就内容而言，主要应通过表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其次，发挥文化的作用还意味着提高国家软实力。国家软实力，首要的和主要的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公信力和感召力。在这方面发挥文化的作用，一是要从社会风气抓起；二是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三是要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四是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最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发挥文化作用的重中之重。这方面一是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要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去生动具体表现，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四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增强人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小康”建设重在改善精神生活、增强精神力量、搞好精神文明。这也是文化以文化人的根本所在——不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引导人格的不断攀升。

    （作者：于平，系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