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潮期每年几十万观众到年均观众量超过150万人次,从之前每年数次外出考察学习的求教者,到连续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获得者、向各地传授经验的施教者,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为广东省博物馆带来的不仅仅是管理方式上的变革,更是一场全方位的蜕变。
2014年8月,文化部从全国选出了10家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就是其中唯一的一家博物馆。
“当时接到组建理事会的任务后,第一感觉是工作难度比较大。我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是理事会制度虽然在国外已经是一种惯例,但在国内还是空白,如何根据我国国情,把理事会制度做得接地气而且行之有效,这是一大挑战;第二是博物馆在多了理事会这个‘婆婆’后,如何处理好主管单位和理事会关系的问题。”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最初接到改革任务后的忧虑。
理事会如何产生,由哪些人构成,是理事会制度的核心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广东省博物馆在贯彻中央关于法人治理制度改革精神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遵从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的“三三制”原则,广东省博物馆理事会的11名理事按照“4∶4∶3”的比例,分别由本馆人员、社会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构成。在本馆理事的产生上,为了充分调动馆内员工参与馆务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也让职工们对理事会制度有更透彻的认识,博物馆专门拿出两个本馆理事的名额,由职工们进行投票,从馆领导之外的员工中选出大家最信任的人,来担任理事。
广东省博物馆人力资源部主任王玲和馆员习阿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员工们选为了理事。“刚开始大家对改革还有些漠不关心,甚至因为担心员工权益保障而忧心忡忡。但当大家真正参与其中,看到理事会给博物馆各项工作带来的积极变化时,员工们都觉得理事会改革是改对了。”王玲说。
在社会理事的产生上,广东省博物馆秉持开放原则,大胆尝试,采用了社会公开招募与理事会筹建小组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开招募中,有不少80后甚至90后关心文博工作的年轻人报名。”王玲回忆。最终,经由全馆职工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分别来自服务对象、专业技术、媒介媒体和社会公益等领域的4名社会理事。
“理事会成立后,作为决策监督机构,首先从制度上为馆务管理工作加上了一道‘保险杠’,经过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的理事们充分讨论的决策,跟之前单纯由馆长办公会决策相比,很大程度上帮助博物馆减少了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像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等理事,都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为博物馆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魏峻向记者表示。在理事会的推动下,广东省博物馆成为目前全国首家每年向社会公布年度报告白皮书的博物馆。
“希望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理事会能够拥有更多自主权,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下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谈及未来,魏峻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吴春燕 本报见习记者 王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