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的“丝路”上充满机遇

    【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在一场秋雨中，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闭幕。随着图博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人、文化界人士来此寻找中国故事。今年，有40多个国家的70余位汉学家、译者参加图博会，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下了历届之最。

    “中国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这为我们寻找新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出版媒体行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印度尼西亚图书委员会主席劳拉·普林斯陆的话代表了很多国际出版人的心声。

    一个共识正在形成：出版业的未来需要依靠多元性和跨文化的合作，“一带一路”将促成出版文化的“丝路”。

出版“丝路”的合作沃土

    经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262项，同比增长4.9%。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244项，同比增长5.5%，达成引进协议2018项，同比增长3.9%，引进输出比为1:1.61。

    尤为瞩目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成为版权贸易的热点地区。中国出版集团新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输出俄文版；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塞尔维亚语、波兰语分别与塞尔维亚芝戈亚印书公司、波兰对话学术出版社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接力出版社76种图书输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日益发展壮大的网络文学，也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读者的欢迎。掌阅科技与泰国红山出版集团在图博会上签署协议，9部中国网络小说将被翻译成泰语供当地读者在网站上付费阅读，后续还将有40部中国网络小说输往泰国。掌阅版权总监吴贲表示，伴随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和成熟，中国原创作品迎来了爆发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了文化走出去更多的机会。

    马来西亚城市书苑副总经理哈斯里·哈桑表示：“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中，两国间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专长共享平台。”他认为，马来西亚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贸易伙伴，希望双方在出版业上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出版成果展现自信

    今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品图书展”“国家出版基金十周年成果展”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展”吸引了不少读者参观。一位日本出版人抄下了感兴趣的书名，并感叹中国出版物之精美，已经达到世界水平。

    不仅是这些国家级的出版物，越来越多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装帧精美的图书，正在以更自信的姿态，面对来自世界出版业的检验。

    三卷本厚重的《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三峡》在图博会现场徐徐展开，这套耗时三年完成的巨制，精雕细琢、开本宽大、庄重典雅。丛书由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担任主编，以“三峡第一人”郑云峰拍摄的大量珍稀图片为线索，从民生民俗、历史遗存、自然地理等方面对1996年至2003年间的三峡地区进行了系统记录。青岛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海涛表示：“将沧海桑田定格为瞬间的永恒，为子孙后代留下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是我们作为出版人的骄傲。”

    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大象孤儿》以非洲大象之王萨陶被盗猎、科特迪瓦内乱、肯尼亚内罗毕威斯盖特商场遇袭等当代真实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非洲草原野生动物保护的真实困境。出版社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展现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艰难境况，积极向世界传递动物保护的理念。

立体化“走出去”模式基本成形

    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民宿之美》中文版，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该书在全球建筑设计行业内征集100个以上的精选案例，经由国内外多个编辑共同采选内容，以中文版、英文版两种形式独立出版，在国内统一印刷之后，借由在世界的30多家发行商，成功推向全球。

    在图博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编辑刘广汉向出版业介绍经验，这本书的成功，归功于集团打造的中国艺术设计国际传播共享平台——“艺术之桥”项目。这是多年深耕海外市场的成果，2014年集团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2016年又收购了英国ACC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集团。在此基础上，保留两家海外出版集团的编辑团队，同时搭建一个国内的专业团队，由此实现“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出版机构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版权贸易、实物出口，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组稿、深度合作。中译出版社同罗马尼亚、德国、西班牙等多国出版社成立国际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在以色列成立分社；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安徽出版集团等国内上游出版单位签约、与多家国内出版社和12家国际印企联手组建全球按需印刷联盟、与亚马逊达成深度合作，构建了一个“内容+技术+渠道”的立体化“走出去”的新模式。

    与中国出版业合作多年的英国出版家、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执行董事理查德·察金发现，中国出版商的全球化目前形成了三个明显的路径。

    他分析说，一是中国出版商的有机增长，比如建立北美和欧洲的分支机构，这是20世纪英国大学出版社非常喜欢的模式。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分支机构完全由出版社拥有，不足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也可能会失败。二是直接收购大型国际出版机构，这种方式最快最简单，贝塔斯曼、阿歇特都通过这样的收购取得成功，不足是比较昂贵，一旦失误代价惨重。三是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其优势是风险不大，可以逐步了解国际出版市场，不足是要与合作伙伴共同分享成功，而且管理起来更加复杂。“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三条路径加以综合使用，才能有最好的结果。”

    理查德·察金相信，未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是光明的，不仅在“一带一路”沿线，还应该拓展至全球。

    （本报北京8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