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是越文化精神的特征

    越文化有哪些特征？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由于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文献资料过少，对于越文化的认识，多是停留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仇雪耻层面上，除此以外，一无所知，很难全面且深层次地概述其文化的精神面貌。值得称道的是，新出版的清华简《越公其事》（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七册，中西书局2017年版），可以弥补记载越文化的文献缺失，为研讨古越国的文化精神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越公其事》凡十章，前四章记述越王勾践兵败后，委派大夫种“行成于吴师”的经过。大意是说越王勾践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向吴王夫差承认失败，请求吴王放他生路，然后越国“以臣事吴，男女同服”。倘若不答应，则越国还有“带甲八千”的精兵，可以作最后一战。吴王不忍心“吴之善士中半死”，最终答应了越王。其实，这些记载和《国语》的《吴语》《越语》大同小异。但是，简书在记述越国复兴、重振军威而一举灭亡吴国的过程，越王勾践推行“五政”之法，则为传世文献所未载，其中包含古越文化原生态的精神要素。

    重农是越王“五政”之首。越国灭亡后，“以臣事吴”，越国原先的田畴（公田）收入，不再为越王所有，全部交付吴国。于是越王“亲自耕，有私畦”。私畦，即私田，是指在公田以外，可以不向公室交税、属于私人所有的土田。私田，在西周已有了。《诗·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郑《笺》：“令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尔。”《臣工》：“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毛《传》：“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之大发其私田尔。”也就是说，勾践除完成公田全部农作外，还要靠开垦私畦，积累财富。等于他一人做了两份农活，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越王亲自下涉沟泽，开辟浙水南岸的盐碱滩涂，成为可以种植的“私畦”，勉励越人勤于农桑，兴农于国。数年之后，越国的“陵陆为稼，水则为稻，无有闲草，凡王左右大臣乃莫不耕，人有私畦”，于是越国“大多食”。

    第二是“好信”。好信，即讲求诚信，笃守信用，不欺骗人。如何使越国之人行“好信”之风？勾践则从整顿市场开始：凡在买卖交易过程中，一旦发现有欺诈、虚假行为，则处以严厉惩罚。然后推行于各级官府，其政令、法规有前后相背、欺诈百姓而被告于朝廷者，一经查实，则被谴责、处罚，乃至黜免。对于那些言不守信、说话不算话的大臣官僚，越王或者亲自审理，不管其身份贵贱与否，一律严惩不贷，处以重罚。经过几年整治，“凡越民交接、言语、货资、市贾乃无敢反背欺诒，越则无狱，王则闲闲，唯信是趋，及于左右，举越邦乃皆好信”。

    第三是“好征人”。经过吴越战争，越国人口锐減，急需补充。《越语》记载，越王勾践鼓励越人生育，说“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并设立生育子女的各种奖励法规。但是，这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无法解决眼前人才短缺的困难。于是越王乃派遣使者到城市、边县大小聚落中征人，即征招有用人才。凡所得人才，越王必亲自考察、鉴别，贤者得以赏励、任用，不贤者则遭废弃。于是“举越邦乃皆好征人”，征集贤智、举用人才，成为越国风气。因而，东夷、西夷、古蔑、句吴等天下四方人才，“皆闻越地多食、征薄而好信，乃波往归之，越地乃大多人”，成为其时人才聚集地。

    第四是“好兵”。越国人才既集又众，越王乃推行“好兵”之策。好兵即尚武。凡戈、殳、戟、矛、刀、剑等兵器，置于左右，日夜操练；各种兵器制造、利弊及使用方法，日夜讲论。越王又派遣使者至城市及边县，广泛征求治兵之道，使越国上下人人“皆好兵甲”，处处“乃大多兵”，形成讲论兵法、弄刀舞枪的尚武习俗。

    第五是“敕（饬）民”。敕民之道，是修政令，审刑法。令之左，则民趋之左；令之右，则民趋之右。对于那些不恭不敬，不依法令行事者，则使范蠡查实，一律戮杀之，以徇国人。凡是越庶姓、百官的位次、服饰、祭器种类及差等，有违于越国法定者；凡在越国，有作歌谣、诗赋对于越王条律有所牴牾，扰乱社会秩序者，则逮捕杀戮之。越王令作沟洫、筑堤之功，有后至或者后成者；越王又设戍卫于东夷、西夷，有后至或者不恭不敬者，则皆逮捕杀戮之。若越王下错了政令，臣民照样践行，毋使政令受到怀疑，但是越王要惩罚自己。小的过失，减少饮食或者减低饮食标准；大的过失，受到墨刑（以刀整面，染黑为记）的处罚，以此激励越民。于是越人举国震动，无不敬畏勾践，顺承政令如命，不敢有丝毫犯规。“敕民”既成，越王试之以事。他暗地放火焚烧“舟室”，击鼓令民救火。于是举国之人争先赴火，无人后退。越王害怕无谓牺牲，急忙击鼓，命令后退收兵，但是赴火死者，已逾三百人。越王大喜，以为越人可用，已被训练为战争工具，皆可以赴战场。于是发兵攻吴，而一举攻下吴都。

    越王施行“五政”，其先后次序有内在联系，往往前一政是后一政的前提或条件。重农足食，然后可以好信；好信不欺，然后可以征用天下贤才；人才济济，然后可以好兵习武；好兵习武，然后施之以政令、条律，充分体现了古越人治政的智慧。

    “五政”对于越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越地风俗仍然残留其文化特征。越俗素以“重农”著称，成为历代南方的一大粮仓。《会稽志》称“其民至今勤于身，俭于家，奉祭祀，力沟洫”，与越王勾践“好农”、开垦“私畦”以富家强国的遗风，是一脉相承的。越俗守信重道，一言然诺，终身不易。东汉严光守节不仕，初唐骆宾王草檄讨逆，晚明刘宗周绝食殉国，皆其人物之选。越俗又重武尚侠，民风剽悍，古有孙沔、倪朴、姚长子，近有秋瑾、徐锡麟、王金发，无不具有古越人视死如归、侠义尚武的遗习。所以《越公其事》的“五政”，充分展现了古越文化的特征，对于探讨越文化渊源及其精神面貌，无疑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作者：黄灵庚，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