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故事”中的诸制流变

    【史海钩沉】

    检读二十四史，常见历代关涉当朝“制度”的各类“故事”，因而，“故事”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记载辽朝史事的《辽史》中也有与辽朝各项制度相关的“故事”。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辽史》“故事”中反映的辽朝诸制形成及其流变，略作探考，冀望方家教正。

前朝“故事”：中原汉制之援引

    辽朝诸制有不少是承唐仿宋的，譬如官制中的“南面官”，《辽史·百官志》即言其“如唐制也”。辽制中援引中原汉制而形成者，在《辽史》的文本叙述中，有些也是在“故事”中出现的。比如礼制中的“朝会礼”。《辽史·穆宗纪上》载：应历元年十一月“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这就是说，辽朝的“朝会礼”应该是耶律德光借用中原王朝汉礼而创制。史实的确如此。《辽史·礼制一》即云：“太宗克晋，稍用汉礼。”而“借用”之过程，《辽史·仪卫志四》亦有记载：辽灭后晋，“大同元年正月朔，备法驾至汴，上（辽太宗）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朝贺。自是日以为常”。尽管耶律德光灭晋后在汴京仅仅驻扎三个多月便匆忙北归，但契丹人却把包括“朝会礼”在内的后晋整套礼仪制度，以及支撑完成各种仪式程序的“硬件”——“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杖”（《辽史》卷4《太宗纪下》）等，统统带回塞北草原。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源自中原汉礼的辽朝“朝会礼”形成于太宗朝末期，穆宗即位后，又将其进一步明确并继续推行之。

    同汉魏、两晋援引秦汉“故事”形成的好多“制度”相似，辽人讲前朝“故事”，引中原汉制而形成的某些制度，也多为不便草拟成文或无法形成制条者，只能是遇事效法前朝“故事”中具有参考价值及借鉴意义的成例，作为处理现实棘手问题的依据。比如，辽朝末年，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在女真大军的追击下，一路溃败西逃。此情此景，颇与当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弃长安逃奔巴蜀有些相似。玄宗西逃，率兵北上的太子李亨在部下的拥戴下，于灵武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天祚皇帝在金兵的追击下西逃，一些仍在内地的契丹贵族、文武臣僚等，便提议仿照唐肃宗即位做法，立辽兴宗之孙、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希望其重组契丹铁骑，击溃女真军队，光复辽之天下。《辽史·天祚皇帝纪四》即云：“保大二年，天祚入夹山，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灵武故事，议欲立淳。淳不从，官属劝进曰：‘主上蒙尘，中原扰攘，若不立王，百姓何归？宜熟计之。’遂即位。”在没有成文法律规约的情况下，只能用前朝“故事”之成例，作为特殊时期皇位转移的制度依据。

本朝“故事”：现行制度之沿用

    契丹（辽）政权建立后，统治者根据客观实际，陆续制定并颁行了诸多法制规章，以便各级军政官员及广大民众遵照执行。辽在建国之初及至前中期制定的某些法制规章，沿用到辽末都没有改变，这在《辽史》“故事”中也有所反映。例如辽朝前期制定的契丹皇帝车驾巡游，节度使等地方官员要有所“进献”的制度。《辽史·张俭传》云：“统和十四年，（俭）举进士第一，调云州幕官。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这则“故事”表明，辽朝节度使“进献”制度应是制定于圣宗即位初期或之前。另据《辽史·道宗纪五》记载：大安三年十月“罢节度使已下官进珍玩”。道宗皇帝诏令节度使以下官员此后不再“进献”，并不包括节度使本身。如是，该制应该延续到了辽末。

    辽朝北部、东北及西北边疆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名称各异的游牧、渔猎民族或部族。辽朝政府根据他们的不同状况及与中央政权的亲疏关系，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定期“朝贡”制度。比如，辽朝政府对生女真实行羁縻式管理，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生女真部族“朝贡”制度，因为《辽史》所见从道宗咸雍年间开始的生女真“朝贡”活动已颇为频繁。生女真“朝贡”制度具体内容是什么？除了《辽史》记载的“进马”“贡良马”及笼统的“遣使来贡”外，详细者鲜见。然《辽史》中一则辽末“故事”，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辽朝政府制定的生女真“朝贡”制度相关内容，提供了线索。史载，天庆二年“二月丁酉，（天祚帝）如春州……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这则“故事”表明，除了命其贡纳土特产品外，还要求各部酋长在距离辽帝春捺钵地春州“千里内者”“来朝”，并在“头鱼宴”上表演民族舞蹈等。这就是说，道宗朝制定的生女真“朝贡”制度，到辽朝末年仍没有改变，还在沿用。

本朝“故事”：现行制度之变革

    辽代，也有些制度在制定并执行一段时间之后，会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某些地方的赋税制度，地方官可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议修改某些条文（如纳税额度）。这在《辽史》“故事”中也有所反映。《辽史·耶律抹只传》即云：“统和初，……（抹只）迁开远军节度使。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五钱，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辽史·圣宗纪三》却记耶律抹只所任为“大同军节度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抹只奏今岁霜旱乏食，乞增价折粟，以利贫民。诏从之”，这说明减税利民之事发生在云州（旧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当然，该“故事”不管发生在何处，耶律抹只奏请修改税制条文的事实应该是存在的。这则“故事”表明，辽朝前期曾规定民众向国家纳税可以粮折钱，标准是“斗粟折五钱”；为减轻民众纳税负担，耶律抹只奏请朝廷批准，斗粟改折六钱。其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此地的赋税制度便发生了改变。

    圣宗朝之前，辽朝中央负责刑狱事务的机构是夷离毕院。《辽史·国语解》云：“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这一制度到圣宗太平年间发生了变化，中央最高军政长官北、南两院枢密使开始过问狱讼之事。这有《辽史》“故事”为证。《辽史·刑法志上》即云：“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圣宗朝刑狱制度之所以发生改变，原因是“小民犯罪，……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于是，圣宗皇帝便诏令：“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辽史》卷61《刑法志上》）将一些讼案的终审权收归枢密院，由中央最高军政长官枢密使“覆问”裁决，目的是想减少因办案官员收受贿赂、暗箱操作而产生的法制腐败。当然，夷离毕职掌刑狱并没有因为两院枢密使的介入而取消。《辽史·刑法志下》即云：道宗清宁“四年，复诏左夷离毕曰：‘比诏外路死刑，听所在官司即决。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虽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问。无冤然后决之，有冤者即具以闻。’”可见，到辽代后期的道宗朝，主抓刑狱事务仍是夷离毕的职责所在，只不过是增加了枢密使的“覆问”环节。

    （作者：张国庆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12AZS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