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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哈佛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其他分别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和《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可见，这部多卷本的哈佛中国史，叙述的是自秦始皇称帝至清朝灭亡两千多年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其中译本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述时段的基本政治特征是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为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作者将这一时间段称为“中华帝国”或“帝国”，是自17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形成的习惯称谓。虽然这一称谓在西方已经流行很久，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并未形成明确的和统一的定义。本书第一卷作者在导言中说：“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这或者可以看作本书对帝国的界定。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同行偶尔也使用“帝国”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并不流行。这主要因为“帝国”一词不是本土概念，而是西方人的概括。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史籍中未出现过这一概念。在古代，我们一般自称大唐、大明、大清等。在当代的历史著述中，我国学者一般是把这一时间段纳入整个中国古代的范畴，自秦至清则再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和明清等几个阶段。讨论这一时间段的问题，或称帝制时代，或称皇帝时代，帝国时代的说法虽也时而出现，但不是主流称谓。考虑到帝国一词定义含混，而且近代以来的帝国，其性质和政治意涵与古代完全不同，为避免引起歧义，在叙述中国古代的历史时，还是不使用这一概念为好。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作者强调他们是以其西方的文化和知识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就其中《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卷而言，与国内同类书籍相比，的确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
其一是结构不同。本书除简短的导言和结语外，共分八章：一、帝国的地理环境；二、从开国到战乱；三、藩镇与专使；四、城市生活；五、乡村社会；六、外部世界；七、宗族关系；八、宗教；九、写作。与以往的唐代断代史相比，本书在叙事结构上增加了一些章节，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乡村社会、宗族关系等。这些新章节的出现既与当代历史学的进步有关，也与主编和作者的史学编纂理念有关。如关于环境变迁的叙述就应该是近年国内外环境史研究兴起及其影响逐渐扩大的结果，书中对女性的关注则应是女性史研究日渐流行使然。而对城乡各阶层生活情况的介绍应与主编倡导“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见“中文版总序”）有关。这些新的章节和新的内容的出现会使读者对唐代社会的了解更加全面。
其二是写作重点的不同。作者的写作是围绕唐代发生的重大变革展开的，这应该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在“导言”中首先指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发生了诸多变化，是整个帝制时代的转折时期，并简要说明了四个重要变化。在全书的“结语”，作者再度强调了在唐代所发生的几个重要变化，有助于把握唐朝历史的特点。在各章节的撰写中，作者也十分注意进一步将唐代发生的重要转变具体化。如第一章开篇就申明“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就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并具体说明了在唐代长江中下游“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过程。第二章则列举了士族在唐代逐渐衰落、在五代时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第三章介绍了职业兵取代府兵、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经过，指出两税法是以土地和财产作为主要征收对象，与此前以身丁为本的征税原则不同，这一转变的基本精神为以后历代所沿袭。第四章也是开篇就指出唐朝城市最主要的变化“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城市结构”，并具体描绘了规整的市场里坊制度崩溃的过程。第五章的核心是揭示唐代乡村发生的变革，包括均田制的瓦解和私有土地集中成为庄园的过程、种植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商业化、地方城镇市场的成长、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作物生产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第六章叙述了自中唐以来陆路丝绸之路的衰落和八世纪中叶以来海上贸易的兴起，以及大宗商品贸易的出现。第七章则具体讨论了“帝国范围内阀阅大族的‘超级精英’”在活跃了数百年后最终消失。第八章介绍了城隍信仰等地方神信仰的出现和流行；分析了唐代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的特色，强调“韩愈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文体”；叙述了雕版印刷术的流行，并指出这一发明“是使经济、技术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基础”，“因为书籍已经开始慢慢转变为大众商品”。这些都是对帝制时代产生过长期影响的变化，也充分揭示了唐代在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围绕时代变化撰写某一时代历史是写作方法的创新，可以避免目前断代史和通史著作严重存在的叙述结构和内容雷同的问题，如果每一部断代史都能围绕该时代特点展开叙述，读者就能看到更多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中国通史。
这部由外国学者撰写的唐史著作也还存在一些缺憾、不足和错误。
首先，如上文所述，作者对唐代所发生的变革的揭示是深刻的、全面的，但在我看来仍然意犹未尽。全书虽然罗列诸多变革，但没有说明哪个变革是发动机，哪个变革是影响或制约其他变革的核心变革。关于变革的发动机，中国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均田制的破坏是引发其他变革的主要原因。关于核心变革，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兵制的变化。唐代兵制的变化，学术界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探讨。就兵源而言，是从府兵到募兵的转变；就士兵的性质来说，是从义务兵到职业兵的转变。以上概括是指其变化的趋势和结果，实际过程是交叉的、多元的。
以上变化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控制军队的制度失效了。唐初设计的府兵制，其基本原则是内重外轻、兵将分离、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所谓“内重外轻”就是将军队的主力分布于都城所在的关中，其他地方设置的军府很少。这样无论哪个地方发生叛乱，“举关中之众”可以轻易地将其平定。“兵将分离”是指平时兵在军府，将在朝中，遇到战事，兵将才临时结合在一起。战事结束后，“兵归于府，将还于朝”。“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是指调兵由兵部负责，兵部并不直接指挥军队，而直接指挥部队的将领又无权调动部队。这一制度的前提是以府兵为主要兵源。兵源和士兵性质改变以后，以上几个基本原则都被逐渐破坏了。“安史之乱”前，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袭扰，驻守北方和西北方的节度使都拥有重兵，“内重外轻”的布局不复存在。节度使长期驻守一地，和属下的职业兵关系密切，利益也连接在一起，军队出现了私人化的趋向，兵将不相知的局面也已不复存在。由于节度使直接面对边疆的敌情，并根据敌情调动部队，兵部无法干预，故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的制度设计实际上也失效了。由于平定叛乱的过程并不顺利，造成了唐王朝统治危机。而“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导致唐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大减，军费则节节攀升，只得通过加重赋税满足战事和士兵所需。战乱和沉重的赋税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藩镇的离乱和民众的起义交织在一起，几种矛盾交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
以上过程的逻辑次序是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核心是由控制军队的制度失效导致的军事危机。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重建中央政府和君主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是最高统治集团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玄宗及以后的历任皇帝和中央政府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诸多探索，如使统军将领互不统属、宦官监军、缩小藩镇的管辖范围、分割藩镇的兵权，等等，但并不顺利。唐后期的所谓“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南衙北司之争”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因重建对军队的控制权引发的。可见，唐代所发生的诸多变革不是并列的关系，兵制的变化以及重建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军队的制度是唐五代的核心变革，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的核心问题，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其他变革。
或许是受“唐宋变革论”影响太深，此书的另一不足是过于强调唐代对后世的影响。如第七章说“帝国后期变得重要的一种习俗在这一时期也能找到最初的清晰迹象，即安排生者与死者之间，或者两个死者之间的冥婚，以抚慰不安的灵魂”。其实，冥婚是早在汉代以前就已有的习俗，中古时期一直流行，说唐代及以后这一习俗变得重要了，缺乏依据。又如“结语”中作者提出自唐后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逐渐形成了重视才能的价值观，作者还以转述的方式认可了从“以家世为标准到以才能为标准的转变”，是唐宋“变革的核心内容”。作者的看法应该说是有依据的，但把这样一个看法装到唐宋变革的框架下，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唐后期五代的动乱。在动乱时代，为了生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会比较重视个人的才能，价值观也容易多元。而在承平时代，品德会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更多的关注，比较容易形成德才并重或以德为主的价值观。总之，唐后期出现的重视才能的现象，也很难说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如上文所述，此书在结构设计上增加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章节，但在内容平衡方面却存在明显缺点。一是在结构设计上淹没了隋代的历史。二是一些章节的内容也不平衡。如道教部分，只讲了道姑，未提道士；宗族一章，“唐代家庭中的妇女”占有相当篇幅，却未提家庭中的男性。作者偏爱女性史，相关内容不吝笔墨，甚至对“花街柳巷”的妓女生活也有细致的描述。为了突出重点，断代史的写作可以不追求面面俱到，但大的平衡还是应该注意。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只有男性没有女性固然不好，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只有女性没有男性。
最后，作者对“外部世界”的定义，我们不能认同。在第六章的叙述中，作者并没有对“外部世界”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其叙述包含了外国、在唐王朝境内的外国人和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这是不对的。
除以上所列诸端，书中还有一些地方对史实的陈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总体说，本书通过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城市、乡村、宗族、宗教、文化以及外部世界等方面的具体描绘，以生动的事例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高峰期异彩纷呈的恢宏画卷。作者着重揭示了在唐代社会诸多领域陆续发生的巨大变革，凸显了唐代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书中虽不免存在缺憾、不足和错误，但值得一读。
（作者：郝春文 系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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