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反对的朋友

    胡先骕与胡适的论争和友谊是学术史上有趣味也有意义的掌故。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出生于江西南昌市一个官宦家庭。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1913年入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改为植物学。课余写诗，主要学杜甫、韩愈、黄庭坚等。1914年7月，胡先骕经杨杏佛介绍加入南社，其诗词创作大多在《南社丛刻》上发表。1915年胡先骕加入中国科学社，1919年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1922年，他和秉志、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首开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之先河，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现代科学研究机构；之后又依照美国费城“韦斯特生物研究所”的体制，创建了著名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就在从事这些繁忙、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胡先骕笔耕不辍，并且一再震动文坛，成为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青年诗人和文学批评家。

    早在1914年，胡先骕到美国加州读大学刚一年，喜出望外地接到胡适来信，非常高兴。因为他热望结交在留学生中早有影响的胡适，特别是他读了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诗经〉言字解》《非留学篇》等文章后，认为“皆适得我心，乃窃自喜，引为同调”，很想和胡适通信，没想到却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

    胡先骕连忙给胡适回信。他小胡适三岁，就在信中恳望与“适之宗兄”交个文友。然而，此时的胡适正在转变观念，准备“文学改良”，倡导文学革命。等到1917年，胡适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基本观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居然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胡先骕写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进行批评，说：“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总之，胡适的文章又是讥笑又是挖苦，却没有意识到“皆套语也”“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用的正是他所反对的“文言”。

    胡先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拒绝写白话文，对胡适的“文学改良”提出批评。1919年，他在《南高校刊》《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1922年又在《学衡》杂志第1期、第2期连载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认为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他指出：“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关于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胡先骕认为，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讲求文法，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等几条，古人早有共识，并非胡适首创；至于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对仗，“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列举了外国名著中许多“用典”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用典的优劣得失，关键看用得是否恰当。

    接着，胡先骕发挥植物学专长，用科学分类法将《尝试集》肢解：“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50页，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这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对于剩下的11首新诗，胡先骕断言：无论以何种眼光观之，皆无可取。如《人力车夫》《示威》等篇，表现的是“枯燥无味的教训主义”；《老鸦》《乐观》等篇，表现的是“肤浅之象征主义”等等。胡先骕最后得出结论：《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

    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南京创刊《学衡》杂志，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刘永济等。梅、胡、吴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创刊后连续发表胡先骕的诗学评论多篇，其中除了“综论”性文章以外，针对个人（大都是清代诗家）《文集》的评论就有12篇之多。因此，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基本成熟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在1922年发表的《论批评家之责任》中，胡先骕列举的“责任”有六：一为批评之道德，不作违心过情好奇立异之论，二为博学，三为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四为具历史之眼光，不就一时一地之主观立论，五为取上达之宗旨以指导社会，六为勿谩骂。他还批评说：“吾国文人素尚意气，当门户是非争执至甚之时，于其所喜者则升之于九天，于其所恶者则坠之于九渊，且每因学术之相非而攻及个人，或以个人之相非而攻及学术。”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胡（适）君于晚清诗人所推崇者为郑珍与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并称，而比金氏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儿顿、嘎狄儿。实则郑金之诗，不啻霄壤之别。”胡先骕对梁启超、胡适这一老一新的两位文坛“权威”，敢于提出尖锐反驳，正表现出他“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的批评家风采。

    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适在照片上题字：“两个反对的朋友。”在此期间，胡适还热情地邀请胡先骕为他主导编务的《独立评论》写稿。1927年，胡先骕曾对《学衡》的主编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1948年初，胡适与胡先骕在南京开会合影时，胡适又在合影相片上亲笔题写：“皆兄弟也。”视论敌为朋友、为兄弟，这样一种学术气象，确实难得。

    当时，胡适被海外学界推举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这一评价，容或有许多学者不能同意，但一家之言，正有其值得深长思之之处。

    （作者：刘为民 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