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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求异，是艺术欣赏者普遍的审美心理。看杨国美的作品，首先给我的印象是：摄影师“闯”入了一个新的摄影题材领域，表现了历经百年沧桑而欣然还家的世界珍稀动物——中华麋鹿的生活天地。由于这类鲜见题材的特异性，就给观者一种特有的新鲜感和兴趣感。这就是说作品一上来就把欣赏者的注意力牵引过来了。
当然，题材的独特性和新鲜感，还只是产生作品引力的一个表层因素。杨国美作品的总体艺术魅力，还在于构成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综合效应，而其中作者精明的造型技巧和表现手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他善于运用光线、线条、影调、色彩等这些造型因素去构成富有美感及有意味的画面形式。
比如，摄影师常常利用早晨和傍晚的暖红色光照，以营造一种绮丽、雄浑、激奋人心的现场气氛；又比如用逆光或侧逆光去表现麋鹿及其他景物的质感、立体感、空间感，以及水花、倒影和晶莹剔透的花草；再比如用对比手法，以静态的绿色背景衬托棕黄色麋鹿的多种神情动态……以上这些艺术手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画面的形式美感。
摄影师精良的技艺还表现在拍摄瞬间的把握上。麋鹿生性机警，动作敏捷，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抓拍，但如何抓住恰当的甚至最佳的瞬间就很不容易。杨国美的不少作品抓得恰到好处，表现了麋鹿兴高采烈的嬉戏活动，剧烈奔跑的竞技场面，稚拙可笑的舞蹈姿势，勇于拒“敌”的自我保护架势等神情动态。摄影师有时还运用追随法拍摄，大大增强了麋鹿奔跑的速度感和激烈气氛。
摄影创作的艺术技巧，是由此岸（生活）通达彼岸（艺术）的桥梁，缺乏技巧或技巧不良，拍摄动物照片往往会成为标本式的图录，虽然也能起到科普或其他认知作用，但不一定具备艺术审美作用。这些作品正是因为摄影师能够驾驭各种技术技巧，构成美的和富有内在意味的画面形式，所以大多具有特定的审美意义。
杨国美作品的成功，还有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麋鹿情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内心深处，与麋鹿有一种化解不去的情缘”。“从第一次见到麋鹿，到后来着手筹建保护区，麋鹿的影子总在心头挥之不去”。可见其情感之深不言而喻。
在和麋鹿的“交往”过程中，他对麋鹿“既温顺端庄，又放荡不羁”的脾性、爱好、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等有了较深的体验。由此，他拍摄了诸如小麋鹿学游泳的“初次下海”、两只麋鹿站立起来打闹的“丛林五月”、潇洒漫步在草地上的“天伦之乐”、成群结队在浅滩奔驰，激起水花飞溅的“欢腾”、与禽鸟相安无事的“绿色家园”等拟人化的富有情趣的镜头。这确实体现了杨国美对麋鹿的“深情厚谊”。
诚然，题材的新鲜感和特异性，作品画面的形式美，情节和细节的趣味性，艺术技巧的熟练和精湛，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等，都是保证作品由生活转化为艺术的重要环节。但归根结底，作品的根本价值，还在它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意境。
所以鲁迅先生要求文艺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可以认为杨国美的作品是具有上述艺术品格的。因为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能够激发人们的联想和想象。
按一般审美心理流程，当欣赏者从这些作品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很自然地会由表及里，从感性转向理性，联想到当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全人类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重威胁，因而就会使人警醒起来，呼唤人们共同来维护生态环境，呵护地球精灵，保护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共同的家园。
其实，这已经接触到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即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有机整体，二者相融相依，和谐协调。这正是作者杨国美“迫使自己去探讨的人与自然的重大主题”。他要通过对中华野生麋鹿的拍摄，表现“人与自然和谐”这一“天人合一”的哲学与美学境界。
我不知道这样来解读杨国美的作品有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深信他的作品会使欣赏者层层深入，感受到其蕴含的深层意义。换句话说，由于这些作品超越了画面上的实景，而能使人感受到画外之意，这正是艺术意境的美学特征。
人的生命价值体现在运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作出特定的奉献。杨国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麋鹿，为保卫正在被侵蚀的绿色地球，付出了艰辛的艺术劳动。他所拍摄的数以万计的麋鹿图像，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的形象资料。
（袁毅平，作者系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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