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于人类社会是有益的。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说明以劳动分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能促进经济产出的增长，进而推动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18—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分工的扩展、市场规模的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都持敌对态度，并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比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后来被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发达国家发起的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之后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力图以此消除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使世界各国彼此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之后，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以及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亦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我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5%增长到了12%以上，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发达国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以人力资本、资金资本流动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每年有两万名左右的人才流入发达国家；全球资本每逢美国、英国等国家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低迷时就大幅回流，为发达国家酝酿下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势头，也无疑得益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情况，但这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否定，而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方向。当下，新自由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方案日益显现出局限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产业结构状况等客观投资环境，提出了完全私有化的要求，完全排斥国家干预，提倡所谓的制度框架下的经济自由化，事实证明这是谋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代表。被“华盛顿共识”治疗的国家感受到的是飞燕式资本的掠夺而不是财富的增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一些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偏离了为人类谋福利的方向。比如，目前全球的谷物贸易主要由少数几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垄断，这些公司控制着全球谷物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使得贫穷国家的农业资源被无情掠夺。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分工的扩展、市场规模的扩大，促成了更多极的全球经济格局。从经济规模看，美国已经从20世纪中叶GDP总量占世界的将近50%下降到当前的20%。而过去30多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5%上升到了13%以上。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近100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最重大事件。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只有60多个进入到工业社会，将近80%的世界人口还处在农业社会，他们正期待着经济全球化为其带来富足的生活。

    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诸多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单凭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全面应对。中国已经呼吁建立起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担起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方案根本上是为霸权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全球将近70%的人口，秉承与以往经济全球化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济合作架构。在杭州G20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国领导人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念和措施，这将有助于克服“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并构建起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总结起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至少需要进行如下三点改进：

    第一，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权利平等，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未来，要改变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规则由强国主导制定、弱国缺乏制定和修改规则的话语权的状况；要承认国际社会存在着共同利益，我们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求同存异，协调规则，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兼顾各国利益，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共同推进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三，深化全球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全球金融体制改革。国际贸易70%是以美元结算的，美元独大带来了经济的巨大震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美元流向拉丁美洲，带动了短暂的经济繁荣，随后美国借马岛战争促使美元回流，推高美国的债市、期市、股市，此后又重回拉美去购买低价资产，飞燕式资本掠夺走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财富。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的繁荣以及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沿袭了同样的逻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亚洲货币体系的稳定，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对于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元为载体的全球游资用各种所谓的金融工具肆无忌惮地到处套利，对此务必进行有效疏导，以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形成世界金融新格局。

    （作者：周丹 蒋丽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