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界先觉者和先行者

    【读书者说】 

    罗哲文先生离开我们了，人们还在怀念他，因为他做的那些事，说过的那些话，写下的那些文字值得人们去怀念。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和蔼可敬的长者，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神态。他满腹诗书却谦逊好学，他命运多舛却初心不改，他待人随和却心有主见，他历经沧桑却童心未泯。他把自己的人生，全部融入到了中国的文物古建事业中。我在文化部工作时，罗先生常以口头或书信形式与我探讨他关于古建筑保护的一些理念和建议。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谈了很久，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古建筑保护不仅要有“形”还要有“魂”，建筑遗产应该“形神兼备”等，实际上所谈内容已经涉及了以后被广泛认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祖先留下的遗产，忽视我们代代相依的精神家园。让人欣慰的是，在中国文物界正是有着一批罗哲文先生这样的先觉者和先行者，他们能够率先承担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以自己的博识和行动，在全球化的飓风里保持着清醒，坚定地守护祖国的文化遗产。纵观罗先生的一生，他一直在为保护古建不停地奔跑着，思考着，总结着，摸索着，他在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足迹，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极具文献价值和学术成果的文章。

    创新是学术研究和科学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保持文化生机的源泉和动力。罗哲文先生从文化自信出发，结合中国古建筑实际情况所创立的中国特色古建保护维修理论，让中国在世界文物修复领域有了一席之地。这个理论的重要成就，就是将中国的砖木结构古建筑和西方的砖石结构古建筑区别开来。中国的古建筑保护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西方尤其是苏联古建筑保护理论的影响。西方古建筑保护理论以《威尼斯宪章》的“整旧如旧”为核心要义，比如罗马斗兽场的修复。不过就中国古建筑而言，罗先生认为这种“修”其实等于不修，它更适合西方的石头，却不适合东方的木头。罗哲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木结构建筑修复的“原型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这是他对中国古建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一“四原”原则和他此前提出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的“四有”措施，即文物保护单位要“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说明，有保护机构或专人负责，有科学记录档案”的思想，被文物界形象地称为“两个四”，并成为一种共识，被写入国家的文物保护法规和准则中。

    文化的先觉和先倡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这种特质表现在他们能对当代文化走向和所呈现的问题，以理性的思辨和超前的眼光开拓出新的视野，并推向新的境界。罗哲文先生作为中国文物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努力，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如2000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凯恩斯决议”，其中作出的每年“一国一项”的规定严重限制了中国这样一个遗产大国申遗工作的推进。罗哲文发现了“凯恩斯决议”在“扩展项目”方面的“漏洞”，创造性地提出了“捆绑式”申遗的做法。至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补上这一“漏洞”的四年时间内，中国共有12个项目以扩展方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16年7月，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共有50项，罗哲文所提出并被当时联合国所认可接受的理念，相当于给中国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罗哲文也是较早地关注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辩证关系的专家学者。1989年，罗哲文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亚洲古城保护原则与方法研讨会”时，就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既要保存古建和文物史迹，还要保存诗歌、音乐、编织、冶炼、烹调、服饰、民俗风情等无形物”的理念。他在与我交谈时也多次提到，古都北京，如果只有故宫、天坛，而没有京剧、相声、景泰蓝、烤鸭、豆汁等，那就逊色多了……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一样，既要有有体有形的文物古迹、古建筑，也要有有声有韵、有品有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文物保护事业爱之情切，惜之如身，使罗哲文成为文化遗产申报的热情推动者和争取申报成功的不懈努力者。1985年，罗先生与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我国应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当年便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次年中国便开始了申报世界遗产名单，并自此稳步推进。此外，他还是推动大运河申遗的首倡者。1961年，罗哲文提出京杭大运河应该整体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5年，在罗哲文提出运河申遗应该同时申报文化、自然、非物质三重遗产时，这一提法在当时尚未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直到2014年罗先生去世后，京杭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客观地反映出，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上，我国的文物界不仅是不缺席，我国的文物工作者更是具有超前眼光、前瞻意识，以及强烈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先行者。

    在文物古建修复的具体工作上，罗哲文表现出了开放的思维，他既坚持原则，又不拘泥于成规。对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时，罗先生提出要将保护与发展协调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的观念。他说，不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是名镇、名村的保护，都不能单纯地只重视保护工作，同时还要重视和关心老百姓的安置。保护历史名城、古村镇及文物，都是为了群众，群众才是保护的主力军，不能把群众看成是对立面。他认为，合理利用与保护好文物建筑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常说，文物工作的全部内容应该是保护和利用两个方面，缺少了任何一方面将是不完整的。再简单一些说，就是“一保二用”或称“保是前提，用是目的”，二者缺一或偏废均不可。文物工作的“保”和“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保护得好，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样，也只有更好地发挥了作用，才能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些都是罗先生为建立中国特色文物保护与建设理论、实践科学体系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探索。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始终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在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如何解决好保护文物的问题，始终是当代人要面对的课题。罗先生平素性情宽和，但每遇事关文物保护的问题往往变成一个“倔老头”，他在文物保护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但却能因势利导化消极为积极，化阻力为助力，从而不断化解危机，最终找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像苏州山塘街、杭州河坊街等历史街区的拆与留，都在他几赴现场的努力中，几经苦口婆心，从而化险为夷，最终当地政府与群众欣喜地接受了罗先生的建议，如今这些古老的街区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文化是靠积累并有传承脉络的。罗哲文先生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山村里，16岁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他走进了聚集着当时一批中国文化精英的小镇李庄，从此他在中国营造学社追随梁思成、林徽因，开始了他一生的古建生涯。在李庄，罗哲文在专业方面不断学习、进取，直到晚年都不忘初心。他后来那些关于保护和利用文物的工作理念，实际上都源自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治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李庄时期，在林徽因的指导下，罗哲文学英语、文学艺术、书法、摄影、测量、机械修理、绘图；到清华大学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旁听，接触了测量学、工程力学等相关学科。他一口气选学了英、俄、德、法、日五门外语，并利用所学翻译了苏联建筑文献。摄影是他痴迷一生的学习工具和生活伙伴，这个爱好一直坚持到最后一次出行。在文物界，大家都称赞他，认为罗先生的诗词、书法、摄影首屈一指。

    罗哲文先生倾其一生，为文物古建的保护呕心沥血，乐此不疲。有人搞了一个统计：罗哲文对古建保护从1941年测绘佛光寺开始，持续了72年；长城保护从1947年勘测八达岭长城开始，持续了65年；文物保护从1952年参加雁北文物勘察团开始，持续了60年；大运河保护从1961年提出保护大运河开始，持续了51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从1985年推动中国申遗开始，持续了27年；历史文化群落保护从1981年发起评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始，持续了32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去探访长城，一生登长城少说也有几百次；因文物考察、申遗审查、古建维修等事宜，到苏州近百次；参加遗产保护论坛不计其数，为保护文物奔走呼吁不计其数……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没有停下来过。他一生笃学敬业，谦虚严谨，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

    罗哲文先生的离去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巨大损失。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他走了，但他所留下的那些数千万字的研究资料和文章著述，以及数万张文物古建筑的照片，已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现在，北京出版集团将罗先生各个时期发表的专著、论述、报告、诗词、随笔等数千篇文章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付梓出版《罗哲文全集》，我相信，这不仅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记录时代精神、增强我们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方面也大有裨益。

    （作者系文化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