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笔下的鸦片战争

    法国两位世界知名的大文豪雨果和巴尔扎克都关注东方，都有“中国情结”。雨果为情人朱丽叶·德鲁埃精心设计“中国沙龙”，还亲手为他们的女仆苏菘画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女婿，取名“苏赞”。至于巴尔扎克，他自幼便钻进父亲的“中国书斋”，沉浸在华夏文化的氛围里。

    巴氏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是最早期的“中国迷”之一，他的书库里收藏着各种关于中国的书籍。据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苏赫维尔回忆，她哥哥整天钻在父亲那个书房里埋头翻阅，看的“中国书”超过25卷，从而对“中华帝国”的古老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巴尔扎克在自己专门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国与中国人》里声称：“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摇篮里度过的。”

    巴尔扎克的《中国与中国人》一文，是应他的画家友人奥古斯特·博尔热之请写的。博尔热三十岁时到中国漫游，沿途写生，绘出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场景，包括《澳门港的穷人居所》《澳门大庙内景》《广州欧罗巴商行》《广州：帆船及远山》和颇带《清明上河图》气息的《广州郊外桥》。博尔热回到法国后，于1842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画集》，特请巴尔扎克题名为《中国与中国人》，并让他以此为名写了一部规模和深度都称得上“文论”的专著，在《立法报》上分四期连载。据笔者所知，该文至今尚未收入《巴尔扎克全集》。

    文中，巴尔扎克开门见山：“我十五岁读了杜赫德神父和查理·诺迪埃在军火库图书馆的前任科洛兹耶修士关于中国的书，以及这方面多少有些虚构的游记。总之，从理论上说，我对中国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而也有了一个社会人生而俱来的判断力。”

    确实，巴尔扎克在文章里海阔天空，将中国比喻为一个“仙境”，谈到中国的伦理、美学、文化艺术、商业，触及中国人的秉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甚至嘲讽地说，与中国人的唯物辩证观比较起来，加尔文和路德的欧洲“累年在泥泞中行走，终日空谈泛论”，妄称“启蒙”与“进步”；自鸣得意的法国人不过是“一个篓子里的螃蟹”，“目光短浅”，竟以为“整个宇宙起于红山，止于蒙马特尔高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出于跟雨果指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同样的义愤，巴尔扎克在这部描述“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里，写了相当长一篇“檄文”，分析英国殖民主义者1840年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实质，斥之为“蠢举”。他首先指出，英国自获得来自东土的茶叶，对此饮品由迷恋进而上瘾，不得解脱。然而，在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中英国逆差大，资本亏空，于是想到以贩卖鸦片来扭转自己所处的颓势。英国人从漫游世界中取乐，可中国人封疆守土，不越出雷池一步，自然会缺乏消遣。看透这一点，英国觉得有机可乘，遂采用罂粟制成“褐色小棒”来诱惑中国人，让对方生起“鸦片梦”，跟随马来民族那样的东方人，一起进入“天堂”。

    巴尔扎克写道：“英国人以鸦片换取茶叶，在跟中国的交易中扭亏为盈。不久，中国当局发现消费鸦片造成我们法国人所谓的‘贸易失衡’，对英国向其子民贩卖毒品的勾当极其震怒。出于道德和利益两个方面同样强烈的理由，尤其是利益隐蔽于道德的幕后，朝廷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为了不再像以往那样把黄金奉献给中国，英国选择了发动战争。”

    在评论英国发动掠夺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巴尔扎克使用了英国的绰号“约翰牛”，表达心中对欧洲老牌殖民主义的蔑视。他谴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邪恶动机，揭露其“不道德”的本性。

    在评论奥古斯特·博尔热的“中国画集”时，巴尔扎克借画家之口，称赞中国民情，颂扬“中国人民重德轻利”的传统优秀品格，并说：“向本欲完善资质的消费者提供毒品，老天不容。或曰，不义之财，终不得好报。”巴尔扎克声言：“中国人与埃及人像兄弟一般，都始于佛祖。然而，英国佬却对此‘视而不见’。”

    纵向观之，巴氏这种感触显然跟他在“中国文化摇篮”里度过的“童年阅读”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事实上，巴尔扎克生前始终关注中英关系的发展变化，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将罂粟果浆制成的鸦片输入中国，至1837年数量激增，几乎达到四万箱，导致道光皇帝再度下令严禁，并派林则徐到广州查办。但是，他并不了解清朝政府官员实际上已经“鸦片中毒”，内虚中干，以为中国靠自己的智慧和孙子兵法能够打败侵略者，故乐观预测：“英国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一切，必得加倍偿还。”他没能料到中国会败得那么惨，更没有看见英国后来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签订屈辱条约，鸦片竟堂而皇之地以“洋药”名目成了合法商品。不过，此时巴尔扎克已经辞世，不在人间了。

    于今回头看来，在西方殖民主义肆虐的十九世纪，当中国人遭受列强凌辱而沉冤不得申述之时，巴尔扎克能够放眼世界，正义凛然地站在被欺压民族的一边，声讨英帝卑劣的侵华行径，无疑值得中华儿女深深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