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家当是“碧海掣鲸手”

    【学习总书记文代会作代会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提供了方向性的坐标。

    放眼世界上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无不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文艺作品，其实正如人，也是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骨气，外表无论如何健美，也并不是真正健全的人。文艺作品亦然。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又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对文艺作品来说，“骨”，就是指作品要有好的思想内容，一种超越世俗、激动人心的正能量，由此彰显作品的骨气，或者说“风骨”。这就是说，一部文艺作品，如果没有骨气或者说“风骨”，即便辞藻华丽，也会如刘勰所说“负声无力”，即肯定没有吸引力、感染力与生命力，因之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创作，更不用说是伟大的文艺作品。刘勰因此特别抨击那种“瘠义肥辞，繁杂失统”的作品，斥之曰“无骨之征”。

    诚然，文艺作品要有骨气，作为作品创作者的作家艺术家首先要有骨气。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又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对一个文艺家来说，骨气是其人格的具体体现。真正有雄伟人格也即铮铮铁骨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写出具有非凡骨气的作品。由此不难理解，汤显祖之所以能创作出《牡丹亭》这样骨劲气猛、深度批判晚明社会的戏剧作品，这首先是因为有着如他在《答余中宇先生》中所说的“伉壮不阿”的伟大人格；曹雪芹之所以能创作出《红楼梦》这样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无以上之、风骨遒劲、全面深刻地批判封建社会的伟大小说，不能不说与他有着非凡的骨气密切相关。敦敏《题曹雪芹画石》有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而鲁迅之所以能成为“民族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一篇篇充满战斗性的不朽篇章，这首先也是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西方真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亦然。

    巴金在谈到文学创作时曾精辟地指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勇气，可以说无勇即无文。”有骨气才会有勇气。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骨气的作家艺术家会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会“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有勇气去深刻地揭示社会重大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作家艺术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只纠缠于杯水风波、个人恩怨，不太可能拿出气魄宏大的作品。被誉为勇猛如“撒哈拉沙漠里的狮子”的托尔斯泰，之所以被称颂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重要原因在于他如列宁所说“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然，一个作家艺术家有骨气，不一定能创作出成功的或者说伟大的文艺作品；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没有骨气，那他就一定不能创作出成功的或者说伟大的作品。相反，他很可能难以抵制浮躁与媚俗，一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随波逐流，争名夺利，写出某些品格低下的“文学消费品”，而不是真正杰出的文艺作品。

    与此相关，伟大的作品必定有独特的个性。雨果说：“未来仅仅属于有风格的人。”风格即个性。显然，伟大作品的独特个性——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同样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紧密相连。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不是他们个人性格的抽象物，而往往积淀着重要的时代、社会内容，乃至时代的审美要求。当作家艺术家的个性投射到作品中，肯定与其所描写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米·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作家的创作个性越卓绝不凡，他身上的社会性的东西就越强烈，并由此反映出深刻的社会过程。即使从作品的形式角度看，康定斯基说：“形式反映出每个艺术家的特定精神，它带有个性的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没有伟大的个性和伟大的世界观，就没有伟大的艺术。”一个作家艺术家即使有伟大的世界观，但如果不与其伟大的个性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也创作不出深刻反映时代与社会的伟大的作品。

    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伟大作家艺术家，一定是个有骨气并勇于担当的人。只有像汤显祖、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那样有嶙峋傲骨的作家，才会为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所深深激动而无所畏惧、精心撰著，兼之他们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与甚为丰厚的艺术修养，最终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伟大作品。无数事实证明，唯有真正有骨气、有个性的“碧海掣鲸手”，才能创作出令人百读不厌、积淀着自己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自己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云蒸霞蔚文”。

    每个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当然是不一样的。作家方方在《文学创作与个人表达》的演讲中指出：“文学千年来富有魅力，正是源于文学作品无数的个人表达。”玫瑰与紫罗兰不可能发出一样的芬芳。但作家艺术家如果躲在方寸天地里茕茕孑立、喃喃自语，或沉迷于写怪怪奇奇与血腥的东西，或热衷于写某些如钱基博所贬斥的“软熟甜俗之韵”，企图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那就是低级庸俗、缺乏时代使命感的表现，是缺乏崇高艺术理想的表现，也是缺乏伟大艺术创新的表现，称不上有真正独特的个性。

    伟大文艺作品要有个性，还要有神采，这不妨说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神采既是思想之美，也是艺术之美，它不是指一部文艺作品某些独特的艺术个性，而是指其整体精、气、神的巍然鼎立与光彩照人。一部文艺作品要有“神采”，首先就要有“神”。这个“神”，是文学作品之“骨”，如“水怀珠而川媚”之“珠”，也如“石韫玉而山辉”之“玉”，乃是作品洞彻百代、超迈古今、烛照人心的伟大、深刻而瑰丽的思想。正像鲁迅所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一部文艺作品，唯有了此种激荡人心、雄浑遒劲的思想冲击力，才能彰显伟大的思想之美，才可能成为真正有“神采”的作品。徒有美丽形式、养眼外观，则与“神采”有云泥之隔、霄壤之别。唯独有骨气、有思想、有文采，才会有真正的“神采”。钟嵘《诗品》论曹植之诗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实具神采之韵。像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所抨击的齐、梁间那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诗歌，是谈不上有真正的“神采”的。相反，他所激赏的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说是对文艺创作中什么是“神采”的甚为生动、精辟的阐释。而对当代作家艺术家来说，尤其需要培植如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音情顿挫”般艺术地书写，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发出一个时代的金石之声，如此方能写出天马行空般有“神采”的伟大作品。

    对小说戏剧创作来说，塑造典型人物是个关键。这是因为典型人物身上凝聚了时代问题、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艺术的最新发展。小说或戏剧作品如果没有塑造出典型人物，而只有故事，是不会有真正的“神采”的。路遥早就指出：“人在作品中只是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那些伟大作家，无不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了能体现时代问题、时代精神与时代艺术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至今活在成千上万读者的心间。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有着永不过时的“神采”。

    无论是汤显祖、曹雪芹，还是鲁迅，无不根扎于深厚的风华卓越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否则，他们的作品就会失去“通灵宝玉”，不会这般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也不会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当代作家艺术家要像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说的那样，主要“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并在人民生活大树的枝头尽情歌唱，由此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艺成果。

    （钟明奇，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