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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舆论在晚清社会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报刊界掀起以通俗语言向广大民众灌输爱国救国理论的热潮。清廷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之后，晚清十年更是出现一个巨大的办报热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刊，将其关注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于启迪晚清社会民众萌发进步与发展的思想观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1909年7月5日，《民呼日报》刊文说：“中国各界社会之内容，盖未有不黑暗者，稍有一线之光明，不得不归之报界”。1910年2月19日，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指出：“在预测清国未来沿着改革之路的进程时，胜任的观察家们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习性，就是公正地将清国的报界排列在一切革新动因的首位。”对于报刊舆论对晚清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桑兵教授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
铁路建设乃是晚清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因其投资巨大，技术要求高，同时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成为晚清时期报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911年5月，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铁路之利害得失，本为近二十年论战最剧之一问题。”而在晚清的铁路建设中，粤汉铁路是最能够反映铁路建设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铁路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报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粤汉铁路全长约1100公里，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巨大，所以该路从筹办之初就为中外各方所瞩目。铁路究竟是中国自办还是借款建设，如果自办是采用国有还是商办，这是晚清朝野激烈争论的两大问题。纵观粤汉铁路的历史，在“借款筑路——借款赎路——商办筑路——再借款筑路”中反复折腾，始终不能有所进展，“外为各国所讥，内为有识者之叹”（杨度语）。因此，有关粤汉铁路及其“争路保利”的情况也就成为晚清十年各类报刊的一个热点话题。自粤汉铁路开始正式筹办，各种报刊就陆续对进展情况予以报道和评论，合兴公司违约的消息，是通过报纸一点点的报道而逐渐为大众所知；中美关于赎路废约秘密谈判的消息同样也是由于报纸大规模的报道而成为社会热点。
1898年4月14日，经过艰苦的谈判，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委托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代表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代理人华莱士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双方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增加贷款至4000万美元。由于此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这份续约直至1902年7月才获得清廷批准。这距订立草合同已经过去4年，约定3年完工的粤汉铁路，此时却尚未开建。
事实上，合兴公司是一家实力较小的公司，并无能力完成粤汉铁路这样庞大的工程，加之其经理巴时的意外离世，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中国义和团运动汹涌澎湃，美国投资者对于粤汉铁路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加剧了合兴公司在美国本土募集资金的难度。为了摆脱困境，该公司远赴欧洲发行债券，给一直觊觎粤汉铁路巨大权益的法国和俄国染指的机会。在法俄政府及其金融机构的暗中支持下，比利时悄悄购买了合兴公司的大量股票并实际掌控了该公司。当时，法、俄、比集团已经获得了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如果再获得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将严重破坏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这不仅让一向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难以接受，清廷也不愿意。
合兴公司违约的消息是通过报纸的报道而逐渐为中国民众所知晓的。1902年《选报》第28期援引《字林西报》报道称，有传言说合兴公司将粤汉铁路利权售给比利时人。1902年3月9日，《南洋七日报》也发表了类似消息。而《字林西报》消息的来源“据说”为《纽约商报》，该“商报”报道说，合兴公司董事有美国人，也有比利时人，故该公司“为比美两国合建，已可概见”。同年3月出版的《新民丛报》报道粤汉铁路的消息说：“近闻粤汉铁路即将开办，且美公司并未将该路全股授予比商，一切仍归美公司主政”。根据宓汝成先生《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书中的有关记载，1903年5月22日，湖南巡抚赵尔巽致电外务部称，他与湘绅会商，“据称此案（指粤汉铁路合兴公司违约事——笔者注）原约第十七条载明，不得将合同转售他国及他国之人。今人言啧啧，皆谓美公司私售比国，实系法股；各报馆亦纷纷腾说。……湘人惧贻后患，争回自办，此电请废约之原委也”。
美国《纽约商报》于1904年3月25日刊文全面披露合兴公司违约案，该文由上海外交报馆编译为中文，随后国内多家报纸对此予以转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东方杂志》分别于1904年7月8日刊文《湘人力争粤汉铁路权》，8月6日刊文《路权不可授予外人》，9月4日刊文《铁路宜握主权》，10月4日刊文《湖南绅士公请张宫保据约注销美国合兴公司承办粤汉铁路北段合同》，12月1日转载9月1日上海《时报》的文章《论粤汉铁路权之转移》，1905年1月30日刊文《粤汉铁路交涉》，等等；再如，《中外日报》分别于1904年4月29日、7月3日发表《论粤汉铁路》《再论粤汉铁路》；《大陆报》于1904年9月29日刊文《粤汉铁路问题》，等等。
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一书指出，从1904年10月29日起，“《时报》独家连续刊登粤汉铁路交涉秘密档案达六万余言。《时报》在按语中称‘顷有友人由美国将全案始末奉钞寄赠’”，实际上是杨度通过关系“觅得全案电稿，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这份材料的发表对于粤汉铁路路权的赎回发挥了很大作用。1904年11月15日，《时报》刊登了杨度代表留日留美学生致外务部尚书瞿鸿禨、湖广总督张之洞、署湖南巡抚陆元鼎等的电文，坚决主张废除合同，收回路权。他在电文中说，粤汉铁路权归比国，俄法势力纵贯中国，危害极大，甚至“国可立亡”。现在的办法是，“先勒令盛废合同，急谋收回自办”，至于所有赔偿价款，“皆应盛出”，湘粤鄂三省“不当与合兴讼，代盛费钱费力”。1905年第14、15、16号《新民丛报》刊登了杨度的《粤汉铁路议》长文，他指出，“粤汉续约”是所有铁路借款合约中丧失利权最多的，合兴公司因“粤汉续约”获得的权利多达20余项，但却只承担了8项义务。在文末，杨度建议清廷罢免盛宣怀的所有职务并追究其在粤汉铁路借款中的责任。作为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报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杨度对盛宣怀等人的指责，使他们面临着极大的舆论压力，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民意行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6月，张之洞依靠湘鄂粤特别是湘省绅士的协助，历经曲折终于与合兴公司签订了赎路废约的协议。此正如《清史稿》卷149《交通志》所言：“鄂督张之洞……力倡废美约之议，湘人助之。”亦如张之洞1907年1月21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清廷的《收回粤汉铁路力陈办理情形折》中所说，他在听说合兴公司将大半股份卖给比利时公司的消息后，“焦灼万分，立即致电湘省官绅”，力谋废约赎路办法，“自臣倡此议后，鄂湘粤三省绅民渐次传播，始知有‘粤汉路约不善’之说，议论推敲，群思补救”。张之洞说废约消息在“鄂湘粤三省绅民渐次传播”，也反映出报刊在消息的传播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顾云深等撰文指出，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路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主要依靠民众力量而不是统治者的‘智术’获得交涉胜利的显例。它表明以民众觉醒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成为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和改变中西方关系的主导力量”。而民众之觉醒，晚清期报刊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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