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要以“崇高”为价值取向

    从美学先驱蔡元培至今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贯穿其中的思想演进主线就是健全人格、重塑灵魂。审美活动的本质就在于养成生命主体纯粹而积极的情趣、发奋而有为的精神和高雅而致远的气度，所谓“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揭橥的正是这样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美育真谛。新时期以来，美学研究的显著趋势就是由对美之属性的理论探讨逐渐拓展到对审美实践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培育上，美育开始受到社会广泛重视。这种美育重心持续不断下移的趋势，有力推进着人类高尚审美精神与国民文明素养优化之间的高度融合。但是，在社会转型和持续开放的过程中，美育观念也暴露出了某些偏颇和消极倾向，一些美育实践表现出技术化、狭隘化或表面化等问题，尤其是对以“崇高感”为内核的审美精神的偏见，则直接与世俗化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密切相关。

    古希腊哲学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里立下了审美理想的大境界：“天生之人……要我们做万物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心灵中植下一种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在这里，作为美学理论的经典概念之一，“崇高”的基本内涵早已超越了“伟大事物”本身的形态或规模，也不限于“神圣事物”本身的高尚或伟岸，而升华为对卓越精神、昂扬气度和创造品格的热切憧憬与坚毅追求，特别是表现为力克艰辛、战胜厄运而实现辉煌理想的生命意志。确立“崇高”的精神信念、塑造“崇高”的人格结构、养成“崇高”的行为规范，这无疑应当成为美育之价值取向。

    以美育滋养主体生命崇高的人生理想。这里涉及人的基本审美价值判断。小而言之，是对美与丑的基本分野和判别，即对现实生活中事物或现象的高尚和卑鄙、优雅与粗俗的审美认知；大而言之，是超越现实功利的长远的审美理想，是对创造幸福、和谐、刚健有为的生活境界的一种美丽梦想。这尤其需要培育国民卓越的审美理想，激发其对中国未来美好愿景的创造激情，否则，遑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应当具有的高贵、卓越品质？回望20世纪，在抗日硝烟中，正是激荡神州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之铿锵旋律，正是诸如《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为代表的浴血抗战诗歌，如同划破乌云的犀利闪电、穿越沉寂的磅礴风暴，激发出全民族在苦难中浴血奋斗的顽强力量。历史的残酷和惨烈与袅袅升腾的崇高美，巧妙地融合在民族理想之中。今天，以“崇高感”为核心的审美理想，依然应当是置身于和平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们发奋进取、积极建树的精神世界的亮丽灵魂，改革征途中跋山涉水的突破与创新很大程度源自崇高灵魂对理想境界的前瞻。

    以美育催生主体生命高迈的诗性想象力。想象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而通过美育练就审美主体的诗性想象力，则是美育的重要目标。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需要超越实然生活形态的诗性想象力。这种诗性想象力，对国民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与各种人生价值的达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孵化作用。尤其在当前，我们亟待摆脱学科教学中将求知与求美割裂开来的“唯知”主义倾向和技术主义的刻板训练对诗性想象力的束缚。曾有这样一则广为流传的事例：小学语文课堂上，当教师提出“雪融化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后，生一答“是春天”，生二答“是水”，前者遇冷，后者得到肯定。皑皑冰雪融化后，为何不可以是明媚的鲜花或点点泛绿的翩然春色呢？这种将求知与求美机械割裂开来的“唯知”主义倾向，抽空了教育本应具备的审美内涵，降低了人文学科本应具有的促进生命全面、圆融、和谐发展的积极能量，无助于审美主体想象力的健康生长。实然的知识及其体系固然重要，但是比对单一知识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对意象的“玩味”和“浸润”，超越文本景象的诗性想象力，才是审美价值提升的精神源泉。

    以美育陶冶主体生命高尚纯粹的情感。高尚的审美情感，应该具有超越卑微的高贵、超越渺小的真纯，从而成为主体人格精神的情意内核和卓越生命的诗意写照。美育之境界，是要通过“体验”和“觉悟”将人的情感世界过滤洁净。正是基于情感在美育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王国维才直接视美育为“情育”。当前，我们正置身于为实现美好梦想而不懈奋斗的艰辛征程，需要培植那种浩气冲天、志在创新的高尚民族精神，需要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乃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的人文主义情怀——这正是以“崇高”为内核的大时代美育的深远目标。

    （潘涌，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