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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在南非看野生动物保护

    作者:唐芳林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5日 11版)
    在阿斯卡拉动物保护区,一具被盗猎者猎杀后割走角的犀牛尸体。工作人员原地保留了盗猎现场,用于警示教育。唐芳林摄/光明图片
    优雅的长颈鹿 徐畅摄/光明图片
    身上长着美丽条纹的斑马 徐畅摄/光明图片
    骄傲的雄性黑斑羚羊 唐芳林摄/光明图片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的野生动物数量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西非国家的野生动物数量下降了80%;东非国家稍好,但也下降了50%——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绝大部分被列入濒危名单而受到高等级保护的物种并未因此出现数量上的增长;唯独南部非洲野生动物的数量得到增长。

     

        以南非为例,其国家公园等公共保护地的野生动物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私人保护地里的数量则增加了20倍以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南非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近期,受国家林业局派遣,笔者赴南非进行了实地探访交流,其主要做法可以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体验式保护区迅速扩张

     

        南非国土面积122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土地不适宜农业种植,却适合野生动物生息繁衍。例如,盐碱地是羚羊喜欢的栖息地,干旱稀疏的草原上则聚集着大量食草动物及其掠食者。截至目前,南非政府建立了21处国家公园,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门票和其他商业性项目获得预算的75%收入,政府只补贴不足部分的经费。

     

        在政府鼓励下,不少土地所有者自愿拿出土地,把农场转化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这种体验式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足够大,只要通过专家评估、得到环境事务部的许可,就可以圈上围栏,让本地野生动植物自由生息,形成稳定的种群和食物链。为了减轻围栏造成的孤岛化影响,保护区的面积一般在1万公顷以上,超载的野生动物则有计划地以商业狩猎的方式来控制。按规定,保护区还可以为游客提供野生动物观光、荒野体验、宿营等服务赚取利润,效益能达到经营农场时的3倍至5倍。

     

        由于既能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非法盗猎活动,又能增加收入,还能解决社区就业,这种保护地模式很受相关利益群体的欢迎,发展很快。目前,在南非,国有公共保护地只有528处,占国土总面积的6.1%,体验式保护区则有11600处,面积和野生动物数量均占全国总数的75%,成为非洲野生动物数量增长最快的地方。

     

    保护区严格限制人类活动

     

        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严格限制人类活动,游人只能在专业人员陪同下进入保护区,而且必须遵守规则,要按照规定线路参观,禁止下车、喧哗、挑逗、喂食。在进入保护区前,游客被告知注意事项并签署同意书,一旦因违反规则而造成自身伤害,后果完全自行承担。如果因人为过失而造成野生动物和环境的损害,还要受到严厉追责。

     

        长此以往,由于习惯了人的存在,保护区的草食动物可以自由地栖息、繁衍,肉食动物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捕食,一切按照自然法则有序进行。即使在毗邻人类居住区的匹兰斯堡动物保护区内,游客也经常可见大象、犀牛、猎豹、黑斑羚等哺乳类动物的身影。

     

        历史悠久的克鲁格国家公园面积近200万公顷,拥有数以万计的哺乳类野生动物。由于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多,管理方不得不持续向周边地区疏散动物,并采取节育等措施加以控制,以保护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不会因超载而失衡。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南非开普半岛的桌山国家公园。经过400年的开发,近年来,桌山国家公园每年要接待400多万访客,园区仍然处于良好的自然状态,鸵鸟、羚羊、狒狒自由生存,海豹、企鹅数量大增。位于西蒙镇的班德尔企鹅保护区是桌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以前并没有企鹅。1983年,这里来了一对企鹅,深受当地居民喜爱,政府在此建立起保护区进行科学管理,有序开放让游客参观。如今,面积不大的海岸成了企鹅生存栖息的好场所,数量逐步增加到3500只左右。

     

    允许野生动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南非,野生动物的可持续保护利用被允许,包括合法的商业狩猎和动物产品贸易。据悉,南非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利用每年可为国家经济贡献13亿美元,解决14万人的就业。

     

        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的范欧文(Wouter.Van.Hoven)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他认为,生物多样性和动植物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保留并加以利用,即使有许多国际组织反对。“地球上94%的犀牛资源在南非,南非在保护犀牛方面最有发言权,南非不需要让那些没有见过犀牛的人来决定犀牛的命运”。

     

        在范欧文看来,野生动物有利用价值,自然会产生买卖行为,如果禁止公开贸易,买卖就会转入地下,而黑市更难监管。对于“大众保护好了让富人和外国人来打猎,不公平”的质疑,他表示:“商业狩猎确实是少数人的爱好,但只要对社区有好处、对保护有利,何乐而不为?”

     

        他举了两个例子来对比说明:南美洲的羊驼曾经数量很少,但当地并没有把它作为濒危物种加以保护,而是允许买卖,于是羊驼的种群数量增加到50万只;相比之下,犀牛的保护则陷入恶性循环,禁止贸易的犀牛角黑市价格涨到每公斤10万美元,尽管每年都要击毙40多名盗猎者,但是高额的利润仍然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实际上,犀牛角每年都可以生长1.5公斤左右,不需要剥夺其生命就可以按生长量合理割取利用,如此,黑市价格自然会快速降下来,偷猎现象也会减少。”范欧文指出。

     

        主观上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一些国家完全禁止野生动物贸易,但野生动物数量却越来越少。南非的经验表明:野生动物需要保护,但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方法——绝对禁止利用并不能有效保护。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坚持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是科学论证和理性讨论之下的法律结果,下一步需要结合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科学的野生动物可持续保护利用政策。

     

        南非独到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和管理经验,值得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借鉴。绝对禁止和允许合法利用,到底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于一些物种,会不会陷入“越保护越濒危”的怪圈?非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获得了不同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系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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