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现场不写稿 不见本人不写稿

    记者：34年的记者生涯，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唐湘岳：最大的感悟，是要坚守自己的新闻理想。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心无旁骛，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采访、写稿。只要有好的新闻线索，就以最快的速度去采访，不怕困难、不怕疲劳，即使几天几夜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不在意。1998年夏天洞庭湖地区洪水肆虐，百姓开始撤离，我和解放军一起坚守在最危险的麻塘大堤上，在前线收集到了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2008年大年初二，我深入郴州抗冰一线，连续奋战至正月十五，采写了《战地歌声》《永恒的雕像》等稿件；为了反映民间职业剧团发展历程，我用十年时间跟踪“映山红现象”……做这一切的动力，源于我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对新闻理想的执着。

    记者：有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您的作品具有“百炼钢”的品质。您是如何做到文章“百炼钢”的？

    唐湘岳：第一是不到现场不写稿，不见本人不写稿。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放在第一位，要有“质疑”的习惯。作品经得起推敲，不出现虚假和失实情况，就要去现场；要体察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就要去基层。我一年中平均有半年在基层采访，写的上百个典型人物，都是从基层挖掘出来的。2010年，我为了报道为教育付出生命的宜章县乡村小学校长李黎明（《李黎明：丰碑树立在人民心上》），在宜章住了3个月，专门搜集新闻素材。只为了核实一个李黎明救人质事件里的真实细节，我驱车数百公里从湖南赶到广东寻找当事人。

    第二是不到满意不出手。我对自己稿件质量的要求比较严，有时反复重写，直到满意。报道“葡萄教授”石雪晖（《一心为农民的好教授石雪晖》），首先写了一万字的长篇通讯，重写3遍仍不满意，最后改为3000字的通讯以及后面的连续报道。当记者应该沉得住气，不急功近利，不单纯求快，而要求真、求活、求质量。有的典型经过长期的观察、采访才开始动笔，比如《新时代的活雷锋》《老百姓是天》中刘真茂和袁贤光这两个典型人物，从采访到见报都是1年以上的时间。为了让读者对我的文章感兴趣，我努力创新，尽量采用新颖的表达方式，琢磨一个“抓人”的标题、酝酿一个巧妙的结构可能用长达数月时间，比如《肩膀上的学校》《亲吻文学》《听油菜花开的声音》。

    记者：记者应如何拉近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把他（她）当作知心人？

    唐湘岳：首先要摆正位置。记者就是向采访对象学习的学生，不能有任何架子，也不能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采访对象，哪怕人家不识字，也要向他（她）学习劳动和生活知识。采访时表情要平和，语调要柔和，让采访对象感到亲切。要尊重采访对象，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来写稿子，写好初稿一定要给他们看，请他们提意见，避免差错。还有一点很重要，不单纯做个记录者，要做生活的参与者，在采访中想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让他们知道你是可以为他们“两肋插刀”的真正朋友。《一位独臂教师的坚守，一座堂屋小学的重生》报道出来以后，湘西州100多所小学的危房得到了重建；《不许用人质手段处理经济纠纷》的报道，不仅让11岁的“小人质”李振得到解救，而且推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规定，促使类似事件的处理被纳入法治轨道。你想，人家怎么会与诚心帮助他们的记者产生距离呢？不会！

    记者：当今社会热点切换非常快，您如何把握报道的方向，衡量报道的价值？

    唐湘岳：无论热点如何切换，我以不变应万变，牢牢把握一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回过头来看，我在34年前写的先进人物与现在写的典型，价值观一脉相承，没有改变。比如学雷锋的典型——办图书室的谭荒芳与大山卫士刘真茂，两个报道相隔将近30年，但主人公的精神是一致的。宣传、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报道永远有意义。

    选择新闻题材时，我不热心“锦上添花”，去追逐一些明星“大腕”；我喜欢“雪中送炭”，愿意把目光投向基层不被关注的普通人，报道别人不敢、不愿报道的社会问题，通过稿件帮助弱势群体。我们国家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的社会、百姓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需要记者在纷乱的社会热点中把握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记者做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者与践行者，会有很多收获。报道《永兴县千冲乡乱收费调查》推动解决了当地乡政府乱摊派乱收费导致贫困孩子无法上学的问题。当我结束采访离开千冲乡时，农民朋友自发放鞭炮夹道欢送，那一刻我泪流满面，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老百姓的掌声让我终生难忘。（本报记者 彭景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