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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聚焦】
戏曲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综合呈现形式，拥有着长久积淀下来的艺术与文化传统。随着现代社会人们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很多戏曲从业者从其他剧种中汲取优秀的演唱与表演元素，融合到自身的艺术表演中去，这是文化交流的良性呈现，也是文化的必然结果。不过吸收与借鉴的前提是对自身艺术形式的深入把握，特别是对这一艺术所负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之后的有机融合。失去这一前提，简单的模仿与借鉴会陷入目的模糊的“四不像”之中。特别是那些跟着光盘、教科书成长起来的戏曲爱好者，如果没有好老师的指点，他们更容易陷入统一模式、欠缺温度的僵硬表演之中，剧团中也有不少演员难脱歌唱化、同质化、去方言化的模式表演。比较而言，那些有很好师承关系并对传统抱有敬意的艺术呈现如张火丁的京剧、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河北梆子《南北合》、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白蛇传》以及辽宁省盖州市辽剧团的辽剧《龙凤镜》《三战张月娥》等，都是能够继承传统又新意频出的艺术精品。
除经典传统戏外，新编历史剧与现代戏之中，也有较好汲取优秀传统元素、开启艺术新篇章的力作。上海越剧院2016年新剧目北京展演推出的《甄嬛》（上下）《风雪渔樵记》《双飞翼》三部新编历史剧，创作上敢于涉深触险走出常规，打破了越剧只适合演才子佳人戏不宜进入凝重题材的窠臼；艺术上精益求精敢于挑战极限，演员表演、唱腔设计及舞美灯光，在追求完美中升华了人物。特别是《双飞翼》的艺术呈现，是新戏、新题、传统表达的最好体现。三位中流砥柱级中生代演员钱惠丽、王志萍、黄慧分别饰演李商隐、王云雁和令狐绹三个主要人物，他们的爱恨取舍，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走向，也深化了戏曲的人文表达。一个纯善多情，虽终身不仕却光明磊落，活出了人之为人的胸怀与肚量。一个深情大义，敢于走出闺阁追求真爱，大难临头能决断分明。还有一个虽是“政客”身份，老谋深算时往往不择手段，但敬亲慈弟时也是分外真切。人物内心个中滋味的复杂性，在演员的深情表演里自然流淌。秦腔《狗儿爷涅槃》，主题有深度、有内涵，艺术呈现精致、震撼，强烈的思辨性与深刻的反思精神给人以巨大的艺术冲击。导演技法娴熟，舞台设计简洁有诗意，灯光变化自由，板凳所创造的新的艺术程式尤为令人赞叹。而这样的创造主要靠演职人员对艺术传统的清醒认知以及对秦腔剧种的深入把握。
随着政府层面对戏曲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艺术从业者参与到戏曲艺术的创作与改编之中，其创作与演出的深层背景又是巨大的艺术市场。以浙江为例，该省每年约有一二十台新创剧目问世，这些剧目绝大多数是为剧团走市场创作的，但“真正具有一定艺术质量、立意深邃的作品比较罕见”。因此，面对市场，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不能降格以求所谓创作捷径，更不能陷入艺术创作的低俗、同质与无序竞争之中。相反，那些沉潜得住、雕琢细腻、不断打磨的好戏，都是既懂得市场需求又不轻易迎合市场，既很好向传统学习又充满新的创作理念的好剧。这些剧目的主创者们能够理性认知艺术创作的灵魂、基调与原则，更懂得艺术创作离不开深邃主题、演员基本功及精美入心的艺术呈现等核心竞争力。这样的作品有思想、有程式、有定力、有品质，更有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艺术魅力与自信力。
市场需要新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中，豫剧传统戏《花木兰》是经过几代人不断打磨的经典剧目。改编之初，陈宪章、王景中很好地吸纳了马少波京剧版《木兰从军》，在“忠”“孝”博弈中强化了普通民众面对外敌入侵而觉醒的民族精神。其对民间文化的包容呈现，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样态早期诗化形式的民间表达，又深刻挖掘了普通百姓在无奈而又充满世事沧桑与人世悲悯的生存语境中，如何走上并构筑了“整体中国”和“宏大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民族心理。《花木兰》中普通人面对残酷战争所呈现出来的乐观与担当，构成了民间精神那充满悖论又复归和谐的对话意识和达观情怀。该剧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从来都是在自尊自律自觉自爱的前提下站立，中国人是以喜乐的世俗精神和传奇的艺术手法去解构和超越悲苦的现实人生。在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中，辽南影调腔一文一武的折子戏呈现，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等戏曲程式进行了精美呈现。文戏行当齐全，阵容整齐，唱腔优美，曲调丰富，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浓郁的地方色彩；武戏干净利落，准稳快的高难度动作大靠起霸、大靠卧鱼、倒手翻身、屁股坐、摔僵尸等，彰显出演员扎实的基本功，更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审美愉悦。莆仙戏《魂断鳌头》对人性的深刻反映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求真精神特别令人感动，表演具有古朴的美学意蕴，蝶步、手势、肩膀等表演程式特色鲜明。总之，戏曲剧目创作经得起市场考量必须以质取胜，简单的量的累积不能等同于质的提升，更不能视之为文化的繁荣。
戏曲观众作为检验戏曲品质的重要坐标系，在艺术精品创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历史上，京剧的形成，昆曲的北上以及粤剧、豫剧走出本土走向更广阔天地，都离不开观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传播。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云：“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这是较早将观众纳入艺术创作多维体系的理论自觉，他所举王实甫《西厢记》和汤显祖《牡丹亭》是将案头文章转为场上艺术的成功案例，是较好注重受众审美期待的艺术范本。重视不代表讨好迎合，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与新兴艺术样式不断翻新的当下，戏曲艺术从业者必须明了艺术创作的底线。首先，对观众不能心存侥幸。时下，许多新创剧目特别是反映当代生活“好人好事”的现代戏，故事干瘪、主题先行，人物塑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一时有不少演出机会，却难以感动观众。其次，对观众不能有纵容心理。有的创作者认为既然观众是普通民众，为照顾观众喜好选择一些轻松幽默剧、有黄段子的内容可能容易讨得观众欢心。这样的创作初衷绝不可取，因为艺术的高下不取决于个别观众，也不是个别层级观众的简单需求所致。一味地讨好是媚俗，是对观众审美能力的低估，更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最后，对观众要有培育提升能力。鉴于当前戏曲形势整体向好，艺术从业者要沉潜得住，利用机遇培育观众审美能力、公民社会艺术鉴赏力等。这一点传统戏曲需向话剧学习，特别是像北京人艺这样能够长期追求艺术本体并独当一面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包括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有一大批青年粉丝的小剧场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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