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问道 以启将来

    【以史鉴今·地方志的故事】

开栏的话

    修编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为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在“鉴往知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地方志工作在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纲要颁布一年来，各地修编地方志进展如何？面临怎样的难题？如何切实发挥地方志在存史资政、成风化人方面的作用，为当下治国理政新实践提供思路与借鉴？今日起，本报开设“以史鉴今·地方志的故事”专栏，对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状况进行全景式扫描，讲述各地方志人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的故事，分析当如何进一步增强方志意识、复兴方志学，提升大国气度与文化自信。

    2016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八周年纪念日，《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部11卷13册、约1400万字的鸿篇巨制不仅显示了地方志在当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这样评价。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大大拓展了方志文化的内涵。

“盛世修志”：

一个传续数千年的独特传统

    “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是中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地方志编修，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宋代设立九域图志局，使官修方志成为主流，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明清时期，方志编修日益制度化，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盛况。“志书上起全国一统志、各省通志，下至于府州县志，旁及山川、土司、盐井专志，细及于乡镇、地方杂记小志，类型十分完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历代旧志有8264种。近年又时有发现，实际数字已达万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所说，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利用地方志，早在1941年就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作为了解国情和地情的重要途径之一。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次年，中国地方志小组宣告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继承并弘扬了修志优良传统。1983年，中国地方志小组恢复组建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普遍建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同时也逐渐形成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方志的惯例。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方志工作有了法律保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介绍。

    习近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2006年，他在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时，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历史文化展览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为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8月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国家“十三五”规划也提出“加强修史修志”，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堪存堪鉴”：

一座内容丰厚的文化宝库

    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湖北、江西、黑龙江等省方志部门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及时向抗洪指挥部提供新编的《水利志》《卫生志》等作为参考。“2008年北川县志办在灾后重建中赶印的志书，也为县城异址重建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自豪地告诉记者。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牛润珍说，地方志不仅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社会实际情况，还记载了各地区的气候、山川、城镇、矿产、动植物分布等情况，是前人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的结晶，能够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据邱新立介绍，1962年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为三亚市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部门将历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汇编成《中国古铜矿录》《五百年来我国旱涝史料》等资料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大量历代旧志，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了新编地方志工作，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启动第二轮修志。”冀祥德告诉记者，这两轮新编地方志工作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壮举，也取得了累累硕果。截至2016年8月，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20多万部，地方综合年鉴17000多部，构筑了一座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不断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

    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地方史志资料多有参考借鉴，从几个县几尺高的志、史中，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一部地方志就是记载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从中能够读到区域的变迁、生命的阅历和故乡的情怀，延续了这些共同记忆也就留住了乡愁。”卜宪群深有感触地说。

“依法治志”：

一项与时俱进的基础文化事业

    在浙江余杭的京杭大运河畔，两座具有明清风格的老宅十分醒目，这便是余杭方志馆。它以余杭历代丰富的地方志为史料基础，通过文字、画面、多媒体影像以及实物展出等形式，表现了余杭秀丽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

    “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地方志事业如何与时俱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表示。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的“地方志社会认知度调查”，人们对地方志的使用率普遍不高，经常使用率仅为22%。“的确，地方志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事业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少数地区和部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人员和经费不足、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能全面满足社会需求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规划纲要》的颁布恰逢其时。”李培林强调，《规划纲要》以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突出主线，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用“依法治志”替代了“依法修志”，将地方志编纂、管理、开发利用等均纳入“依法”开展的范畴，为方志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开创了依法治志的新时期。

    按照纲要，方志工作者将努力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特别是方志的数字化、地情信息网站建设。截至2016年8月，建成国家级网站2个、省级网站27个、市级网站约300个、县级网站近900个。北京、哈尔滨、南昌等一座座城市方志馆落成开张，将文字表述变成立体、生动呈现。“除了这些，大力强化方志理论的研究，争取早日形成方志学学科体系，也是当务之急。”邱新立语重心长地说。

    “修志问道、直笔著史”是方志人秉承的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一代代方志人以为民族文化续脉为己任，青灯黄卷、默默奉献。史志专家燕居谦为了工作，摆脱家庭、琐事、社会应酬，人称“三摆脱”工作狂。他身患绝症后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140万字的《交城县志》的编纂；铁心修志的楷模郑永立为了编修《浚县志》三次辞官，最后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只留下两袖清风，一身墨香。

    “与老一辈方志人相比，我们今天赶上了好时候。”84岁高龄的赵庚奇正忙着编修《北京志》。坚守方志事业几十年，老人对北京的新旧方志了然于胸：与历史上的旧方志相比，新方志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发展和进步，如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功能和应用等都有新的超越。“无疑，作为一项基础性文化事业，地方志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们生产生活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户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