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之流变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身体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对此，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沈约《宋书》中多有记载。“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步出夏门行·其二》）的曹操，期待“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求自试表》）的曹植，以及其同时代的“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等，这个所谓“俊才云蒸”的曹魏集团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而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其次，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理念，一方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乱积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在这里，他糅合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说和陆机“缘情”说，将一种深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关怀结合起来，既重视古直质朴的作家作品，也并未贬低魏晋时代在辞采和声律方面的创新，其格局与气度，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作出了理论的注脚。在此基础上，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这一运思角度在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诗论中得到了延续。一般认为，钟嵘《诗品》虽未明言宗经，却也有明显的儒学痕迹，对风雅体制的宗奉一以贯之。比如，《诗品序》中所强调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便是对荀子《乐论》以及汉人《乐记》和《毛诗序》的提炼。可见，荀子、王充等人以“气”为物质基因的宇宙构成论，实际上成为《诗品》的理论基石。而具体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主要体现为崇尚雅正、重《风》抑《骚》的审美倾向。尤其是其中对曹植的称许，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而这种以古为上的品评格调，紧密地回应了这个时代对“情兼雅怨”“怨而不怒”风格的呼唤与渴望，与刘勰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进一步奠定了“建安风骨”在古典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我们在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中便可见一斑：“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王子安集》卷四）相应地，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大声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罗宗强先生认为，这使得他所倡导的“风骨”说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隋唐五代文学史》第84页）。

    殷璠《河岳英灵集》则从理论上概括了李白、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对风骨的追求和创作实践，提出“言气骨（即风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及“神来、情来、气来”等美学命题，可谓是对陈子昂理论旗帜的呼应。有学者指出，盛唐诗人在此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但也发生了内涵的流变（孟登迎《刘勰“风骨”说及其流变》，《晋东南师专学报》2000年3月15日）。在笔者看来，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唐以前对“风骨”的建构主要表现为阐释和发明的话，那么宋以后则更加凸显其功能性价值。换而言之，当所谓的“盛唐气象”随着大唐帝国的衰落而消隐时，批评家对“建安风骨”的呼唤其实有着很明显地矫正时弊、为往日招魂的倾向。比如，严羽张扬的“复古”旗帜，直接针对的是被“江西诗派”把持的文坛；而前后七子所强调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要救治的也是台阁体、八股文盛行的朝野和科场。更重要的是，在严羽看来，学作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为第一义也”（《沧浪诗话·诗辨》）。可见，通过有意识的复古行为，“建安风骨”的内涵不再只是一种值得模仿的诗风或格调，而成为雄健深沉的民族精神的载体，被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所珍视。

    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重温鲁迅先生的那番话：“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在时代与文学的张力中，一种审美的精神值得永恒地盼望和期待。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