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哲学笔记”

    【我的一本哲学社会科学书】

    1977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高年级的男生经常吓唬我们的两句“名言”：一是“进来一碗面条，出去一碗糊涂”；另一句则是列宁的“越抽象，就是越具体”。前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在中学我们已经学过的哲学原理中的各种定义，边界清楚，定性明确，像一碗条条分离的面条，可是随着对每一个概念的深入思考，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会是无底的思之深渊。而后一句则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句重要断言。可能也是受到师兄们的刺激，载有“哲学笔记”的《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第一版）就成了我经常抱着入睡的书（另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

    我还记得，当时是胡福明老师一页页、一段段地领读和解释这一组笔记文献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于瑞士伯尔尼的笔记，以下简称“伯尔尼笔记”）的主要文段。那时候，坐在下面听课的我们，在那些晦涩的文字和高深的观点的轰炸下，满心是对哲学神殿的敬畏。说实话，对列宁在笔记中写下的大量心得，当时我几乎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第二次系统地研读“哲学笔记”是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约是1981年前后。因为写主题为“否定之否定”的硕士论文的需要，则有了我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文献的索引式阅读。在这次有选择的专题式研读中，我本来是想具体找一下列宁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论述，因为受到孙伯癸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深层历史逻辑思想的影响，我也自觉地关注了一下列宁的哲学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令人惊异的是，我的结论竟然是肯定的。

    1990年，我第三次重新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主要是想集中解读这一文本中最重要的“伯尔尼笔记”。我首先把“哲学笔记”特别是“伯尔尼笔记”研究中的传统思路（即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去注解经典文本）搁置起来，直接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小逻辑》和《哲学史演讲录》等书，一页一页地跟着列宁的笔记向前走，同时十分细心地注意列宁在读书中出现的每一个话语片断，由此，我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

    “哲学笔记”的确是列宁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学文献集，但这主要是一部真实记录列宁通过学习和研究哲学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本质，不断形成新的思想飞跃和发展过程的原始文献。因而，按照我的想法，学习和研究这部文献集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力求让列宁笔记中的每一句话都变得无比英明，而是要真正理解列宁是如何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进而十分艰难地、逐步地进入黑格尔大厦，而后又在黑格尔的逻辑巅峰上比肩于马克思，终而获得实践辩证法真谛的总体逻辑思路。

    2004年，我开始了第四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在这一次研究中，我将过去只是孤立地关注“伯尔尼笔记”的点式研究，转变为通过原始文献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全景式视阈。这样，我就不得不再一次重读《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第二版），当然，这主要集中于1915年以前列宁留下的各种文献，由此，我获得了“伯尔尼笔记”以前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众多第一手线索和逻辑思考点。我第一次注意到，所有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将其视为一本书，然而，这个作为一本书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的文献汇集。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列宁并没有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期，他自登上理论舞台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当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笔记、心得的阅读批注类的文献被不加甄别地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在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笔记中，也可能包含着不够深入、不够准确的东西；进而忽视了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从一般的正确观念到具体的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发展进程。

    在我的这次研究中，列宁的“哲学笔记”被第一次历史地“还原”到列宁思想发展全程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精细地圈点出每一文献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深刻度，特别是在一定思想语境中的相对比较质。此外，我还认真厘定了列宁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的内在关联。由于历史地甄别了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或理论问题形成文献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我们就不难“第一次”看到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这是令我最兴奋不已的事情。

    我发现，早在19世纪末，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者的青年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其理论着眼点显然是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他与普烈汉诺夫等人一样，强调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实践意向在哲学逻辑中的对象化则是突显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然而，当20世纪初，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前途问题上发生重大争论的时刻，列宁明确提出要发挥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的革命能动作用，从关注客体向度转向了以一定的客观现实条件为前提的主体向度。可是，此时的列宁并没有找到这种新的实践意向在哲学上的落脚点。固然，在1908年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正确地站在了普烈汉诺夫一边，列宁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重要的学术文本有效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可是，哲学唯物主义却无法更深地支撑列宁此时的革命实践创造性。显然，列宁需要真正的革命性的历史辩证法指导。这是他1914年在世界大战之中下决心研究黑格尔哲学弄懂辩证法学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发现，只是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他才逐步通过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改变现实、“消灭存在”的实践辩证法观念，最终获得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哲学理论武器。这些重要的理论收获，便构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的主要逻辑线索。

    （作者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