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史视野审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正式出版，分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三类，推选出了88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从2015年初遴选的85项（名单见本报2015年1月28日报道）到2016年增加至88项，加了哪三项？为何有很多公众熟知的选项，例如青铜器冶炼没有入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张柏春研究员。

    记者：2015年年初首次公布名单时只有85个选项，2016年新增的是哪三项？有什么考虑？

    张柏春：增加的三项是中国珠算、大风车和琢玉。我们这个项目是2013年正式启动的，算盘在最初的100多个备选项中。但古罗马出土了与中国算盘相似的“算盘”和其他相关文物，从时间上说，要比中国关于算盘的记载早两三百年。因此我们没有将其放在85项的名单中。这一年多来，我们与国内外专家继续研讨这个问题。数学史家指出，中国珠算作为一种计算技术有其独特性，能够做加、减、乘、除、开方及求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等计算。因此，成书时，将“珠算”列入其中。但要注意，入选的不是算盘的发明，而是以算盘为工具而进行不同运算的计算技术。

    大风车，又叫立轴大风车，是中国人在12世纪就用于驱动水车的动力装置。从已掌握的史料来看，风车最早不是出现在中国，但立轴大风车发挥了中国船帆的长处，能够自动调整风帆的位置，风车运转不受风向影响。技术史家强调，这种风车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技术。17世纪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看到有关中国大风车的图画之后，曾经利用很有限的技术信息，试制此类风车，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希望传教士继续了解中国风车。

    再说琢玉。玉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考古发现证明，史前中国人就发明了高超的琢玉技术，能加工出平面度高的大平面，作出扭丝纹、深细孔、镂空和浮雕等。那么，在仅有简单加工工具的情况下，古人是如何制作出精美玉器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待解之谜。的确，玉器加工代表着中国古人的“精密制造”技术水平。有专家认为，中国古代在石器时代之后，还有一个玉器时代。从6000多年前到2000多年前这段时间，玉器加工技术确实非常精湛。如果不把它选进来，就漏掉了史前的一项“高技术”。

    记者：从这一项目评选至今一直伴随着一些讨论，有些公众也很奇怪为什么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项目，比如青铜器的制造没有入选？我们评选的标准是什么？

    张柏春：要遴选出几十项甚至上百项“重要发明创造”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问题确实存在争论，见仁见智。我们选列时重点考虑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原创性，二是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三是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我们是想以全球史的视野考察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将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古印度等文明进行比较，审慎地判断哪些发明创造是中国人做出的。

    评价某项发明是否有原创性，要看是否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为了慎重，我们对那些史料不足、不易判断的，就没列入。还有些发明创造长期以来都是难解之谜，典型的例子如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这一类没有列入我们的选项。

    在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确定起源可以说是最难的事。有些学者认为，科技是“多地起源”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一些简单的技术，比如打磨石器很可能是多地起源的，但复杂技术是单一起源的可能性更大。就如车辆制作之类的技术应该是一地起源、不断传播和改进的。您提到青铜器冶炼技术，到目前为止，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不是中国首创的。在我们列的清单中，有曾侯乙编钟、有秦始皇陵铜车马、有青铜弩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青铜器，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声学、乐律学、金属工艺、机械设计等方面的高水平。

    早期的材料极其有限，下结论应当谨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记者：人们熟知“四大发明”，现在有了“88项发明”。是什么让你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呢？

    张柏春：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四大发明”的说法，实际上是从西方的视角去评价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但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远不止这些。例如，水稻、大豆等作物都是中国人最早开始栽培的。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全世界大概三分之一人口的主食，这个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是很突出的。再比如，瓷器满足了人们的广泛需求，是中国古代长期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这个发明还不重要吗？

    科技史为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理解世界文明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公众对此有很大需求。其实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有丰厚的成果，出版过许多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和丛书，但这些书读起来耗时多，比较枯燥，公众不容易很快理出头绪。我们进行这项研究，就是为了能让读者用较短的时间就了解一些重要的发明创造，让科技史走近公众。

    记者：2015年时研究组就提出一些思索，比如为何盛唐时科技不发达，反而宋代科技比较辉煌，又在元末后陷入停滞？这些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

    张柏春：应该说，这些问题非常复杂，短时间难有比较满意的答案。李约瑟写出中国科技史鸿篇巨著，却未完成结论那一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说。我们注意到，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可能经济发达程度与科技发达程度不一定成正比。这种现象可能与大家一般的认知不同。

    中国古代或许在某些领域，比如力学理论方面落后于古希腊，但仅以“知识体系的缺陷”为理由，还不能解释科学技术发展的全貌。我觉得，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经过长期的积累，到宋代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基本满足了小农经济社会的需求。在鲜见变革的传统农业社会，当科技的“供”与“求”基本相称时，发明与创新的动力是不够强的。

    我们希望随着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会有新的发现和心得，不断认识中国的科技传统，完善发明创造的清单。

    （本报记者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