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名篇

编者按

    经典与名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读者一般不会做深入思考，常常会把经典与名篇连用或混用。孙琴安先生的《经典与名篇》一文，围绕“经典”的延伸与发展、经典与名篇的差异、唐宋诗词中为何名篇独多等问题为我们分析了经典与名篇之间的区别。

    文献与文史研究之间关系密切，这是不容怀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无非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主题先行，围绕着一个主旨在文献中寻找资料；另一种是文献至上，作者沉潜于文献当中，在细读文献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两者相较，我们当然应该提倡后一种研究方法。孙光先生的《朱熹释屈原之“忠”》一文讨论朱熹关于屈原爱国的阐释问题，可以看作细读经典文献的一个例证。

    除了经典文献之外，还有诸多有待整理的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文献。与其他古代文献一样，历代少数民族诗文文献也是古籍整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多洛肯先生的《一笔尘封的珍贵遗产》一文呼吁学界不能忽视对清代少数民族诗文别集的整理研究，其观点值得引起重视。（孙明君）

一

    “经典”一词，本是专就著作而言，人们把一些重要而又有指导性质的书称为经典。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如《易经》《诗经》本来称《易》《诗》，后被列为经书，才有《易经》《诗经》的称呼。其中除了这些书是经学著作的原因以外，实际上也有经典著作之意。它们是经典，但是属于儒家、儒术的经典。此外，道家、佛教也都有各自的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便被视为道家的经典，《六祖坛经》便是中国佛教的经典。不过，此时的经典，似乎仍多用于思想和宗教领域，即使《诗经》是一部文学著作，后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但在儒家的眼光里，仍被用作“诗教”，派为思想教化之用为主。既然儒家、道家可以有自己的经典，随着经典一词在运用上的扩大和延伸，也发展到文学领域来了，我们会把有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乃至《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有时也叫作文学经典，或经典文学。外国文学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小说，也便称为了外国文学经典。这是一种正常的延伸和发展，大家也都能接受和理解。

    再到后来，“经典”一词在文学领域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挥。有些人把有些历代传诵、反复入选的著名诗歌或单篇散文，也称为经典。如一提到李白的《将进酒》或《静夜思》，或是杜甫的《登高》、王维的《渭城曲》，或是苏轼、陆游的某些词，老师便会说：“这可是经典名篇，要记住，最好要背出来。”于是，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后，又便有了《唐诗经典选读》《宋词经典选读》《唐宋文经典选读》等。其实，这都是一些诗、词、散文作品的选编，并不是原来的著作本身。有些甚至还称“金典”，有意识地标新立异，吸引人的眼球。

二

    现在我们常把经典一词与一些名篇连用或混用，如经典名篇或名篇经典。仿佛经典即名篇，名篇即经典。其实，严格说来，经典与名篇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仅是名篇而非经典；有些仅是经典而非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不是所有的文学名篇都能称为经典的。

    尽管在西方也有人说，那经常挂于嘴上的就是经典。其实从学术层面来考察是经不起推敲的，至少他把一些不易于流传很广的经典作品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一般说来，能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有些文学作品尽管很有名，至今流传，足称名篇，但未必具有文学史意义，仅仅只是名篇而已。这是经典与名篇的最大区别。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和差异。

    先以七律为例。如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因为崔颢所生活的时代，七律一体初创不久，门户未开，数量甚少，内容又多为宫廷君臣应制之作，题材相当狭窄，崔颢的这首七律却冲破了应制诗的范围，写登高望远的思乡情怀，这就丰富了七律的题材，扩大了七律的表现范围，这就使之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再加上此诗刚健有力，一气直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影响力，曾被严羽评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所以此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杜甫的《登高》《登楼》诸律亦复如此。其实晚唐许浑、罗隐笔下也有不少登高抒怀的七律佳作，如许浑的《登洛阳故城》、罗隐的《登夏州城楼》等，但这些七律至多只能称名篇，很难称为经典。因为自崔颢、杜甫导其先，接着又有钱（起）、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和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七律，晚唐登高七律的文学史意义已很难彰显了，经典的含量自然也大打折扣。

    次以七绝为例。如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均是名篇，却又是经典。因在刘禹锡之前，以七绝形式写边塞、送别、宫怨、闺思的成功之作很多，但以七绝形式写怀古的却十分罕见，似乎只有李白的《越中览古》，但艺术性和影响力显然不如《石头城》和《乌衣巷》。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以七绝写怀古之情得以成功的最早典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因而兼具名篇和经典的双重属性。杜牧也是七绝高手，同为七绝名篇，他的《江南春绝句》就未必像他的《赤壁》《题乌江亭》更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江南春绝句》是行旅之作，李白、刘长卿、白居易等以七绝写行旅的佳作已有很多，算不得稀奇，但后二首七绝都是咏史之作，在此之前以七绝形式咏史的佳作极为少见，甚至难觅，杜牧开其先，并影响晚唐，使晚唐的咏史七绝十分流行。所以杜牧的《赤壁》《题乌江亭》就比《江南春绝句》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也更经典。

    如果从整体上归纳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与名篇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如王维的《红豆》等五绝，王昌龄的《出塞》等七绝，苏轼的《赤壁怀古》诸豪放词，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些杰出的婉约词，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散文，马致远的《天净沙》等散曲，均属此类。二、有些是经典，却未必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类现象也相当多。如《诗经》中的经典诗篇很多，但人们除了能记住《关雎》等数篇以外，其他就很难记住了。此外，像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潘岳的《悼亡》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等山水诗，也都是公认的诗中经典，却都不是流传甚广的名篇。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都堪称经典，但并不流传，至少远不如陈之《登幽州台歌》那样广为流传。同样的，周邦彦、吴文英都是词中大家，有些词作堪称经典，但一般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词，流传度至少远在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之下。三、有些仅是流传的名篇，却难称经典。除了上面提过的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以外，苏轼、杨万里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七绝，但像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杨万里的《过宝应县新开湖》等篇，虽流传至今，但有唐人和王安石的绝句在前，文学史的意义已不大，仅是名篇而经典含量不多。同样的，有苏轼、辛弃疾、岳飞、陆游的豪放词在前，故南宋末年刘克庄、刘辰翁等虽也有豪放词，不乏名篇，但经典意味也已远不如苏、辛诸家。

三

    为何唐宋诗词经典多脍炙人口，成为名篇，而之前的经典难成名篇？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的唐宋诗词流传最广，名篇最多，我想以唐宋诗词为例，从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第一，口语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口语化的时代。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与现代的诗毫无二致，简直就像现代人写的。但在唐以前的大量诗篇，包括《诗经》《楚辞》以及曹植、阮籍等大家诗作，都未口语化，只有《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诗句接近口语，但只是个别现象，远不如唐诗那样大量涌现。诗能口语化，便明白如话，一听就懂，也就易记易背，容易流传。

    第二，格律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又进入了一个格律化的时代。尽管在唐以前，沈约曾创“四声八病”之说，有些符合平仄要求的五言绝句也已出现，但格律诗的全面出现，是在唐代全面兴盛的，以致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潮流。这种诗歌的格律化和格律在诗歌中的普遍使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使诗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易记易背。

    （孙琴安，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