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龄：依然憧憬壮如花

    【翘楚】  

 

    拜访张巨龄先生之前，我在资料里读到了他的很多身份——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中国回族史学家，也是《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原《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主编，更在大学当过教授，著述颇丰。

 

    该怎样才能最接近一个真实的张先生呢？带着些许忐忑，我按响了北京南城富卓苑一处居所的门铃。随后，便是四个多小时的详谈，推心置腹，有泪水与欢笑，有感叹与唏嘘。

 

    曾经在三尺讲台前，张巨龄面向学生详细描述着成语“千钧一发”所营造的岌岌可危之感——

 

    “钧，古代重量单位，相当于现在的30斤，这么重的家伙，用一根头发吊着……”

 

    说着，他右手抬起，做着像是提起重锤似的动作，而左手向其下一伸：“你往里钻，悬不悬？”

 

    “悬！”学生们齐声呼唤。

 

    “对！这个成语就是‘十分危险的关键时刻’的意思！”

 

    在这整洁的书房中，张巨龄仍然沉浸在当年课堂教学的活跃气氛中。他嘴角微扬，一脸陶醉。这一刻我觉得，从“语文教育家”这个角度走近张巨龄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最好的路径。

 

张巨龄的刚

 

    张巨龄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张子文，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火连寨的营子村，是我国著名伊斯兰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大阿訇。

 

    张子文是改革旧经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清朝末年，他就在清真寺内开展汉文教学，并提出回民子弟应“多读中、外文，将来才能立大事业”的主张。

 

    此外，张子文从清末民初先后招收了马善亭、马松亭、杨明远、李廷相、赵铭周、朱开祺、张耀亭、王敬一等众多弟子，他亲授阿拉伯文和汉文。其中，马松亭——这位担任数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回族学者，曾跟从张子文学习长达近七年。

 

    这样的家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巨龄。

 

    “父亲16岁就中了秀才，虽出身于旧学堂，却一点儿也不保守，是最早一位穿着西服的阿訇。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即今天的伊朗语）、德语、俄语，后来更是通过这样的一技之长‘击退’过德国军队，赢得了‘德国张’的美名。”张巨龄回忆。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英、法、德、意等国军队又以剿灭义和团为名，攻陷了保定。那是闰八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德军中尉葛里恩尼带兵窜入保定清真西寺，下令焚烧这座古建。

 

    正值紧要关头，一声流利的德语从门外喝道：“你们想学十字军东征消灭伊斯兰吗！”

 

    说出此语的正是当时年仅25岁的张子文。那时，他恰巧在这个今天的保定伊斯兰教协会驻地任职，眼看古寺即将被付之一炬，心急之下大喝阻止。

 

    葛里恩尼也是一惊，没料到在中国的一个偏僻之处，竟然有人会说德语。他思忖，这背后怕是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势力？于是走为上策。

 

    一支德军，竟被一位中国青年回族学者的一句外语“吓”退。自此，“德国张”的故事在保定，以至于华北和东北大地回族群众中传颂至今。

 

    这样的传奇，张巨龄从小听到大。而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他被培养出了异于其他兄弟的“刚”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特质，让他免于走上哥哥张巨光的悲情之路。

 

    1929年出生的张巨光，16岁离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名演员。他曾饰演过《平原游击队》中诙谐幽默、大义凛然的老勤爷，《刘三姐》中和蔼可亲、疾恶如仇的“阿牛爹”等鲜活角色。

 

    这些角色成就了张巨光当时的影坛地位，也最终让他陷入了“文革”的泥沼。十年浩劫，他受到巨大冲击，最终精神崩溃，死于车祸，年仅38岁。

 

    哥哥的不幸辞世，对这个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但也更激发出了张巨龄性格中的“刚”——

 

    “我有幸在父亲身边长大，深受其影响，而巨光哥因为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短，没能培养出这种‘刚’性，所以没有挺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可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刚’性，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财富。”

 

张巨龄的韧

 

    张巨龄出生于1941年，是家中的老幺。他自小成绩优异，之后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学习，立志教书育人。

 

    大学的四年，身边的同学更多地关注政治风潮的此起彼伏，而张巨龄却依然执着于学业。他不断地学习与充实，因此打下了牢固的知识根基。

 

    然而正当学业完成时，张巨龄却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当时北京市大兴县一个叫作“礼贤中学”的偏远农村学校任教。

 

    离开学校，背上行囊，张巨龄从市区坐着火车到了安定站。一下车，四周满眼都是连片的麦田，他沿着土路往南走了15里地，才到达了目的地——礼贤中学。

 

    农村学校条件艰苦，但并没有影响张巨龄的教育热情。日常工作的繁复琐碎，也没能阻碍他的继续学习和思考。

 

    “现在有的老师教语文，念一遍，解读一遍，就算结束了，我却以为不只如此。”张巨龄管这样的教法叫“词典搬家”，认为这不是教学。他说：“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努力琢磨教法。”这便成就了他著述里所披露的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课堂案例。

 

    在张巨龄的课上，学生们总是兴致勃勃。

 

    不幸的是，“文革”风暴很快席卷而至，张巨龄偏安一隅的教书时光被突然打破。

 

    从1968年起，张巨龄不断受到冲击，不再任课，转而被分配去送粪、挖河。11月的北京，已经入冬，而他还穿着一条短裤，泡在河里打蒲草。

 

    落差是巨大的。但张巨龄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扑倒，不能走上巨光哥的那条路，要坚持学习。

 

    当时，《鲁迅全集》是张巨龄手中唯一的书籍。白天在大礼堂集会的间隙，他抽空翻阅；晚上回到马棚，他就揣摩鲁迅的文笔和写法，为日后的奋笔积累着写作技艺和宝贵知识，把平日里的辛劳和苦闷，尽情释放在私下的偷偷学习中。

 

    而转机也正悄悄地接近这个年轻人。

 

    1972年后，由于语文教师严重匮乏，教学无以为继，张巨龄凭借出色的语文教学功底，开始到相关区、县，以及有关省市做中学语文教师的进修教育工作，讲授《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写作》等专业知识，并多次应邀参加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和自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

 

    1984年，因为工作需要，张巨龄调入光明日报，担任编辑。

 

张巨龄的钻

 

    曾经的苦难和沉淀，都在等待这一刻的补偿。进入光明日报社后，张巨龄很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新闻不是我的专长，语文才是我的优势。”

 

    1984年11月，光明日报创办《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张巨龄担任版面编辑。当时，《语言文字》专刊聘请了9位大名鼎鼎的社外编委，他们分别是王力、吕叔湘、张志公、俞敏、张寿康、吴泽炎、王还、陈章太和季啸枫。

 

    王力先生是语言学界的泰斗，他撰写的《中国现代语法》，是我国现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1985年7月，有读者来信提出：汉语词汇中的许多异形词，比如“其他”和“其它”；“交代”与“交待”等，到底怎样才合乎规范，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区别，等等，希望予以答复。

 

    张巨龄立刻想到了王力先生，写信请其赐稿，还擅自定下了文章的标题：《“其他”、“其它”与其他》。约稿信刚一发出，他就觉得有些不妥。

 

    “本来嘛，做编辑是断不了要向名家约稿的。但约稿，也只要提出个大概范围就可以。这一方面是给予作者思考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家的尊重，特别是像王力先生这样的大家，搞这种‘命题作文’式的约稿，怎么说也有些不大得体。”张巨龄有些惴惴。

 

    不料，几日后，张巨龄就收到了王力的文稿，不但“命题”未动一字，而且还用毛笔书写得工工整整。事后，张巨龄择机拜访了这位大师，顺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愧疚。王力先生却毫不介意：“噢，那没什么，你是编辑，总还有你的考虑嘛！”

 

    “先生宽阔与大度的胸怀，使我至今由衷敬佩！”张巨龄感叹。

 

    1987年下半年，张巨龄打算将自己此前所写的关于语文教育的随想录，集结成书出版。当时由于工作关系，他常与吕叔湘先生来往，便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吕先生，并请他题签。

 

    吕叔湘没有拒绝，也没说什么别的，只是埋下头仔细翻阅部分样章。几天后，来信叫张巨龄去他家。

 

    一进门，吕叔湘就将写好的书名墨迹，放在了张巨龄手中。展开一看——“语文·情趣·教学”，而且是横、竖的两帧。

 

    直到后来，张巨龄才听说，吕先生早就有个“三不主义”的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不题字”。

 

    张巨龄内心的感动至今翻涌着——

 

    “这是一份爱的传递，这是一份对于《光明日报》爱的传递！因为‘光明’，所以被看重；因为‘光明’，我才有这份特殊的享受，我感受到了一名‘光明人’的自豪！”

 

    带着这份荣耀与感动，张巨龄从一名编辑逐渐成长为一位语言学家，而背后支持他的，正是他那非比寻常的执着信念和钻研精神。

 

    1997年的一天，《光明日报》某版的一则关于“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通栏标题，引起了一些读者的议论：是“无上”还是“无尚”？报社同事想听听张巨龄的意见。

 

    尽管文章只要求六七百字，但内容的充实和知识的准确至关重要。为此，张巨龄认真查阅《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以及相关的文史典籍资料，并整整耗费三天时间浏览、阅读了近半个月以来《光明日报》的120个版面。

 

    扒、梳、剔、抉。张巨龄从中精心挑选了类似的另外两组异形词，即“同仁”与“同人”以及“人才”与“人材”，并将它们和“无上”与“无尚”编在一起，撰写了名为《语言三题》的新闻评论。

 

    《语言三题》避开了呆板的文风，一经刊出，让读者既化解了疑问，又开阔了视野，受到了一致好评。这件事也给了张巨龄以很大的启迪，“编辑”作为一份工作，与“语文”作为一种一生的钻求和爱好是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二者都能得到有益的提升。

 

    十余年间，在完成报纸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张巨龄先后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语言学、语文教育、回族学，以及新闻研究论稿，陆续在相关报刊上发表，如《应当建立全方位的语言文字研究体系》《吕叔湘先生和语文编辑工作》《语文的特性和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关于语文教育内涵与改革的复议》《从为〈光明日报〉撰稿看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思想》，以及《新词酷语的流行和汉语研究的反思》《高校汉语教材应当实现多样化》等，在学界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张巨龄的这份钻研精神依然鲜活。

 

    2014年，恰值《光明日报》创办65周年，已经退休10余年的张巨龄应邀为《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撰写回忆文章。其间，他为确定一名名叫“杜子劲”的作者身份，访问多人、遍寻资料，终于在某旧书网站觅到一本此人所编写的书：《简体字》。

 

    这是本小32开，仅有92页的小书，可卖家竟标价1200元。张巨龄二话不说，买！

 

    “能增长知识，解决心中疑惑，花多少钱都值！”张巨龄把那本薄薄的册子从书架上轻轻取下，展示给我看，“只要你肯用心钻研，这本书里，还能发掘出很多的知识和故事呢！”

 

张巨龄的勤

 

    张巨龄就像一台永动机。2003年，退休后的他，被远在岳阳楼下的“湖南理工学院”邀请，担任特聘教授；2007年，又受邀任北京人文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关于语文教师业务水平高低的最终分界线，张巨龄提出——

 

    “语文教师业务水平的高低的最终分界线不在于语文教师本身有多么博大精深的知识，而在于他自己有了知识，如何让学生也有知识；在于他自己能分析文章、写文章，如何让学生也能分析文章、写文章上；在于自己会说、会写、会读、会做的能力，也转化为学生会说、会写、会读、会做的能力上。”

 

    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充分肯定张巨龄的这个理念：“我赞成并支持他的这种观点，并且知道，多年来他在语文教学方面潜心‘琢磨’的就不仅是知识，而且包括如何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学习者，进而变成他们的本领和能力，而后者还往往成为研究的重点……巨龄虽然做着新闻工作，但对语文事业也不能不算酷爱和肯致力的一个，而且自有他的见解。”（见王本华编《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第345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几十年来，张巨龄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语言文字报》《中国教育报》《语文建设》《中国民族报》《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报刊上就语言应用、语文教育学和回族学等课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并陆续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民族报》，以及日本《朝日新闻》等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就汉语、汉字等语言理论与应用、民族研究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戴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了完成“中国近代穆斯林先进分子的思想”的毕业论文，曾专门来京请教张巨龄。日本京都大学的青年学者泽井、东京大学的博士生山崎典子，还有波兰华沙大学的青年教师“齐惟圣”等，也都多次赴京向他请教。

 

    张巨龄出版了《语文·情趣·教学》《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诗词格律浅说》《语海泛舟——张巨龄语言和语文教育论选》《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主编《作文学》（合）等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潜心从事回族史学的研究，搜集整理了近3000份原始资料，近300万字，其中不乏珍闻、珍本和孤本，为推进汉语言学、语文教育和回族学的实践、研究，以及发展，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退休后的张巨龄，自学了计算机应用和打字，早已能够实现盲打。如今，刚刚大病初愈的他，比先前消瘦了许多。

 

    但一回到家，张巨龄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的“字典”里似乎就没有“休息”这两个字。“我当下的工作，就是完成已经立项的、400余万字的十卷文集。”

 

    说着，张巨龄指着已经校对好的六卷书样打趣地补充道；“噢，我是凡人，得自己录入和完成校稿……”

 

    望着他闪亮和充满欣慰的面庞，我忽然想起了张巨龄早在68岁那年所填的一首激励自己的《渔歌子·生日》：六八迎来比翠霞，依然憧憬壮如花。时令好，绽新葩，嫣红姹紫总须加！

 

    是的，“依然憧憬壮如花”。如今的张巨龄，已逾75岁，但他依然这样壮心不已，依然这样语调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