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情系两代人

    【追忆】 

    看微信，读到一篇文章《杨镰：我和新疆的六十个约定》，高高兴兴地给妹妹冯姚明转了过去。不一会儿，妹妹来电话，迟疑地问：“怎么，杨镰去世了？”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说。

    “据说是车祸，你看看下面的消息。”我一看，震惊了，不敢，更不愿相信。打电话到杨铸家，消息得到了证实。

    我的心一时无法安定下来。

    回想2015年9月，杨镰和姐姐杨江城、弟弟杨铸都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我父亲冯至的纪念会。那时的他，一头白发却精神抖擞，向我走来递过一份8月4日的《光明日报》，笑着说：“冯伯伯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这文章里写到了。”翻开报纸，《〈我的探险生涯〉伴我做“牧马人”》映入眼帘。

    1968年，新疆伊吾军马场在北京招收了108名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杨镰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他带的行李箱里主要是书，其中就有“那本恐怕是影响我一生的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

    杨镰写道——

    “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是父亲的好友冯至伯伯赠行之物。临行前，我向冯至伯伯告别。听说我去新疆，他特意送给我这本书，并且说‘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从此，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这是发生在北大燕东园的事，但此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杨镰的父亲杨晦（我叫他杨大大）是我父亲终生的挚友，我们两家又都住在燕东园，按说我和杨镰应该是很熟悉，其实不然。

    我比杨镰大11岁，家搬到燕东园时，我已在城里住校读高中了。虽然，时不时能听到母亲说起杨大大家的五个儿子，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只不过是和我妹妹差不多大的几个男孩而已。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关注杨镰。我曾经在父亲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本书——《千古之谜》。“杨镰写楼兰的故事！”我很惊讶，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楼兰”曾是我儿时一个美丽的谜。

    那要追溯到1940年，在昆明，母亲姚可崑正在翻译德国阿尔伯特·赫尔曼的《楼兰》。晚上，父亲和母亲总是对坐在桌旁，就着一盏昏暗的菜油灯各干各的工作。累了，两人就抬起头来相视一笑，母亲会说起《楼兰》里的趣事，父亲听得津津有味。

    我当时不明白，很多很多年前埋在地下的一座古城能有什么故事可说呢？可是，“楼兰”——这个美丽的名字却像个老朋友似的印入我的脑海。随着新疆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楼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刊上和电视里，在关注这些信息的同时，我也欣喜地不断见到了杨镰的身影。

    我想起了母亲翻译的《楼兰》，想知道这本书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可是，母亲在回忆录里清楚地写着：是他们留德同学滕固受黄文弼之托找她翻译的，译稿交出后，得到200元译费，并未见出版，可能只是供科学研究用的。

    译稿还会在吗？杨镰是新疆考古的专家，我就去问他能否找到母亲的译稿。他说，冯伯伯早就告诉过他，冯伯母曾翻译了这部书，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手人都早已过世，又经过多年的战乱和动荡，没法找到了。

    但是，杨镰也告诉我，《楼兰》是名著，对于研究新疆考古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们也很想读，也曾组织过人翻译，终因难度较大没能进行下去。我很遗憾。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过世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一包资料，打开一看，竟然是《楼兰》译本的手抄稿和赫尔曼的《楼兰》原书，但可惜只是一部残搞。

    我猜测，母亲曾想抄一份译稿自己留下，不知什么原因没抄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63年！我轻轻地翻开脆得掉渣的稿纸读了两页，马上就被吸引住。

    我马上把稿子整理打印出来，去找杨镰。这件事对于我们两人，正如杨镰所说：“这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品尝了，但这次更让我激动不已，因为它实际是双重意义上的发现。”

    我俩都很兴奋，杨镰向我介绍了有关这部书的故事——

    斯文·赫定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从楼兰遗址带回大批写在木简上和纸张上的文件和其他文物，他知道它们的价值，但他看不懂。1902年，他回到瑞典，就把这些文物交给德国的汉学家们分析研究，先后找了三位：第一位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第二位康拉第（中文名为“孔好古”）完成了高深丰富的重要学术著作《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文书与其他物品》。

    杨镰对我说，康拉第的研究是在当时正出访德国的蔡元培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这对我们两个北大老学生的子女来说似乎是能触摸到的亲切）。之后，康拉第与赫定商量要再写一部关于楼兰的通俗并有学术意义的书，可惜康拉第也去世了。

    是第三位汉学家——赫尔曼完成了这项任务，就是这本《楼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面世，学界为之震惊，关于楼兰古城的发现，第一手资料都在这两部书中。杨镰说，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可惜这两本书都没有译成中文。

    杨镰马上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系，决定把这两本书译成中文并作为他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之一出版。我们又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中甫先生翻译了余下的部分，这部书终于有了完整的译稿。最后，我们都把稿子交给杨镰，由他进行整理统稿，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等方面加以统一、修正。

    按照杨镰的意见，书稿保持原译者的文风。杨镰还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内容丰富，又充满感情的序言。就这样，这部凝聚了赫定、康拉第、赫尔曼以及我母亲和高中甫心血的书终于用中文出版了，而且已经再版。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特别是在父亲的纪念会上，杨镰向我走来的情景总在我眼前显现，难道这样一位认真的学者、生龙活虎的工作者就这么突然地走了？

    我困惑。不，杨镰没有走，他又到他那无法割舍的新疆去了，去和那里古代的、现代的人们探讨这片土地的古往、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