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变化与相关产业发展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在法国巴黎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这是世界上首份全面气候变化协议，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协议共有29个大条目，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协议要求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作为目标，并为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根据协议，2020年后，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这项协议得来不易。在美、日、加拿大等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双方同意“争取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再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重申了2014年联合申明的内容，并同意推动发达国家落实到2020年每年联合动员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承诺，美国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对中国来说，减排任务繁重，过程痛苦，但并非不可接受。首先，中国是农业大国，近14亿人口的粮食和油料需求对气候有较大的依赖。另一方面，尽管201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但三亿多农业人口依赖农业生产，因此，气候恶化对中国并无好处。其次，我国经济正在转型，外需增幅连年下跌甚至负增长，高耗能商品出口的比例首当其冲，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升级，那些高耗能产业的产能不是被关闭就是向海外转移，煤炭消耗在2013年达到高峰的基础上已开始下降，我国碳减排已经具备了现实条件。再次，经历了新能源产业特别是风能、光伏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产业的装备成本、制造成本急剧下降，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逐步减少，未来在对传统能源征收碳税的前提下，新能源的生产成本很可能与传统能源接近，新能源的优势越来越显著，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新能源比重快速提升，排放量将大幅度下降。最后，我国社会对环境污染的后果和治理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环保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替代了很多污染性产业的产出，未来我国环保产业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污染性产能下降所引起的产出收缩。因此，对我国而言，一定程度的绝对减排是有现实基础的，也是能够接受的。

    2014年11月中国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而中美联合声明则希望到2030年将这一比重提高到20%。实际上近几年新能源发展速度超出预期，2014年底我国非化石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已经达到11.1%，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接近完成2015年11.4%的目标。到2015年6月底，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等已经超出了“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十三五”对新能源将给出更高的发展指标。

    由于新能源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其对我国相关产业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煤电产业的市场空间萎缩。2014年我国煤电比重占64.2%，预计到2020年要降到62%，2030年将降到50%～55%，2050年低于50%。由于制造业结构发生变化和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这些指标很可能提前实现，煤电比例下降甚至煤电总量下降可能性极大。而随着新能源成本的下降，煤电的劣势进一步暴露，其污染治理成本也将加大，这对煤电企业是十分不利的。二是新能源发电产业的市场空间扩大。非化石能源产业中的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等产业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由于水电受环境影响较大，核电受原材料来源和核安全、环保制约，风电和光伏发电几乎不受资源规模限制，因此风电和光伏发电更具优势。三是新能源产业的装备产业有高速增长的空间。核电设备、风电设备、光伏设备生产能力已经能够满足国内装机需求，后两者目前还处于过剩状态。在新能源产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大的条件下，这些产能很可能得到较快的消化，产业将走出低谷，迎来繁荣期。而制约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储能装备，在今后数年很可能在技术上取得大的突破，彻底消除制约这两个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瓶颈。四是对电网提出的挑战。在能源结构逐步变化的过程中，新能源发电比重不断提高，电网的传输、调度和消纳能力面临考验，电网安全成为制约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电网将迎来大规模改造，电气设备生产企业也将获得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北京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15JDJGB08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