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两年前的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全国文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引发了一波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热潮。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从文学到音乐，从美术到戏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仿佛星火燎原一样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
如今，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现状与进展如何，又面临一些怎样的问题？4月21日，记者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远赴云南红河，对大型文艺院团深入生活的实际情况一探究竟。
从“高原”到“高峰”的必由之路
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小镇上，木色门牌上写着“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红河州创作实践基地”几个字。
对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而言，这一基地有着丰富的意味。60年前，他的恩师赵行道在山区深入生活三个多月，一睹红河音乐资源的丰盛。33年前，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关峡随师来此深入生活，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成为他建立这一创作基地的缘起。
4月24日，作曲家们来到位于元阳县切龙中寨的田野深处，四月的哈尼梯田，云遮雨润，遍洒金光，正是“开秧门”的时节。只见哈尼族的男女老少纷纷走上田间地头，一边栽秧劳作，一边齐声高歌《四季生产调》等哈尼古歌。
这一刻，天地化作舞台，山谷即为音响。“这样的天籁之音，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出第二个。”关峡的声音有些激动，“在这片音乐的宝地上搭建平台，就是为了让作曲家们捡拾民族艺术的瑰宝。这是从‘高原’到‘高峰’的必由之路。”
就在“开秧门”结束之际，一支国交的铜管乐小分队，已悄然来到田垄高处。古老的歌声落下，时代的号音升起，他们演奏的是作曲家张朝创作的《日出》。哈尼人脸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喜。
关峡说，这是国交对大地的“反哺”，他希望在汲取民族音乐的养分时，也给当地留下这个时代为后世创造的文化遗产。
“远离物质主义的喧嚣，回到艺术本身”
随行作曲家中，《云之南》的创作者黄荟大概是与云南的情结最深的一个，二十多年驻守，十多次来到红河。然而相比于他多前年只身孤影，跋山涉水，一待就是数月乃至数年的艰难行旅，如今的“采风”有创作基地的协助，更热闹，也更轻松。有人疑惑，如此惊鸿一瞥，果真能采到好东西吗？
“万事开头难，深入生活也不必操之过急。”对此，黄荟看得很开。他坦言，商业大潮席卷以来，采风不被重视，废弛已久，如今能够从无到有建立起这个平台，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最重要的是能沉下心来，远离物质主义的喧嚣，回到艺术本身。”与黄荟同行的作曲家张朝补充说。
在屏边苗族自治县，一场绘声绘色的苗族歌舞表演正在路边上演。路过的作曲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有的仔细聆听，有的却皱起了眉头。“民族音乐经过润色，乃至二度创作，还能作为采风对象吗？”有人窃窃私语。
“任何民歌其实都有作者，流传中发生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问题，张朝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变异很正常，但也有底线，一旦失去了原生态的精髓就会毫无价值。“作曲家应当有甄别的本领。”甄别离不开标准，这条去伪存真的“金线”，在黄荟眼中，就是民族音乐的“差异性”。由此也引出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歌差异性被抹去导致的“谬种流传”。
在过去的采风实践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民歌改编曲目涌现出来，与此同时，不少歌曲却因急于求成，失掉了作为民族底色的“差异性”，逐渐流于平庸。这一对传播与保护的矛盾，可算是创作过程中的“老毛病”了。黄荟认为，唯有尊重差异，遵从内心的感动，才能撷取采风中的艺术精华。
“拼出心中那幅完美的图画”
红河行走的第三天，一场彝族花灯戏在蒙自市永宁村上演，台下一律是作曲家。来自空政文工团的青年作曲者杨帆不断从座位上离开，从各角度观察这里的民俗表演。
阿嬷口中的歌谣，老人服饰上的铜钱，竹子做的水烟筒，对杨帆来说都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灵感碎片。“音乐本身当然是最重要的，但非音乐元素却有助于形成画面感，把人带入身临其境的状态。”
演出刚结束，杨帆便被76岁的花灯传承人李泰来吸引了过去。原来，老人手中有张薄薄的鱼鳞片，不必调弦，不摆架势，含在口里就可吹奏，且音域宽广惊人。面对这一绝活倍感好奇的，还有来自纽约的华裔作曲家黄若。
“云南很大，也很神奇，几天肯定看不完。”黄若感叹说：“凡事总得有第一次。我相信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其道理所在。”在黄若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获取灵感，直到有一天拼出心中那幅完美的图画。
“一定要给青年机会。”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关峡的眼神流露出期待。“不求一次就写出伟大作品，但一定要来。民间有太多能实现他们梦想的东西。”
（本报记者 鲁博林）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