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印象中,香港是遥远的地方,我生活在赤道千岛之国的山城万隆,根本没去过多少地方,只听过父母口中的香港,那是一个繁华而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我既好奇又忍不住兴奋,隔着太平洋仰望它,从来没想过我竟会与它有缘。后来,我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北京求学,常听到一个从香港回京读高中的同学聊起那边的见闻,觉得香港实在是个神秘的地方。又想起那年从赤道回国,当万吨巨轮航过香港时,在夜幕中,船员指着远处的一片灯火,说,那就是香港了!
万没想到,兜兜转转,我竟会栖落在这小岛上,一待就是40年,从新移民变成老居民,是命定,还是奇迹?跟香港的缘分为何会如此纠缠不清,我也说不清楚了。总之,香港就那样成了我的落脚点。
起初极不适应,就拿语言来说吧,我原籍广东,但属客家,非粤籍,在家讲的是客家话,在印尼华校讲的是普通话,和同学或到社会上操的是万隆方言或者是印度尼西亚话,粤语连听也听不懂,更不必讲了。那时他们教我,看电视学啦,连蒙带猜,有时也是谬之千里。有一次看电视剧,有一句是“倾偈”(谈话),我误以为是“亲嘴”,幸好后来明白,不至于闹笑话。
从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北京迁到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也必须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比方起初我觉得香港人很现实,处处以赚钱为上,很市侩,但待久了才明白,香港人一般没有退休金,大家要准备后路,如果平时不努力,将来就是未知数了。原来有许多表面乍看看不见的苦衷,我哪里会想象得到!
初到香港,这里的人情味却令我难忘。20世纪70年代,手机尚未诞生,出门有时有急事,需要打电话,公用电话亭也不常见,许多商店都有旁边贴着“商用电话,请勿超过三分钟”字样的黑色电话,任人使用。有一次在美孚新邨一家水果铺借用电话,先于我从北京移居来香港的老友Z在旁边提醒,别超过三分钟!尽管那铺主点头答应借我用之后便走开了,根本不来管我。
那时,Z带我去荔园流连,我记得在游乐场玩气枪射击,他赢得一只玩具熊。之后我们排队乘转动的天车,天车一节一节地把我们送上最高处,秋风从四方飘来,我们居高临下,俯瞰周围的灯火夜景,初来乍到,但觉人间仙境也莫过于此了!当时荔园还有座“宋城”,有身穿宋代将士衣装的演员驻守,一派古风,有门前飘着酒旗的酒馆,店小二出入招呼,令人联想起《水浒》的“三碗不过冈”。荔园如今也已经平地起高楼,再也不是当年的游乐场了,宋城也随着荔园偃旗息鼓。香港地少人多,地产是最好赚钱的行业之一,地产霸权呀!人们絮絮地说。
是的,现在连茶餐厅也加租又加租,最热闹的街面铺头顶不住金钱压力,纷纷让位给实力雄厚的国际名牌连锁店,当年的戏院争相倒闭,改建成商场。怪不得人们都说,只要有一两间街面铺头出租,那就“打断了脚都唔驶忧”了!
尽管地沟油风暴也席卷香港,但茶餐厅、酒楼依然天天客满,似乎没有什么人退却。同事说,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能中午饿着肚子!惊得几多呀?也是。况且,人们健忘,当另一则新闻盖过这则新闻时,大家的注意力又立刻转移了。要命的是,新闻不断有,于是不法商人应付一番,最后也都是安全降落,之后恐怕又是依然故我。
今天,当我走过北角皇都戏院旧址时,感慨万千。那时,我还在北京,老友Z的信从这里的皇都大厦发出,他说,等你来,我们可以到下面的皇都戏院看电影。那时,皇都便成了我梦想中的戏院。但当我来到香港,他已搬到黄大仙,我一时找不到工作,除了去“易通”补习英语之外,就常独自到皇都看电影。最记得的是李小龙的《龙争虎斗》,在这里上映时,门前挤满了前来“扑飞”的人群。但不久就传来消息:李小龙暴毙。想想,这已经是40年前的旧闻了!而皇都戏院,如今也被分割成许多店铺,变成了商场。
(作者为《香港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