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这是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们的真实写照。50位首席科学家、1050位岗位科学家、1137位综合试验站站长组成的专家阵容,汇聚了来自全国757个农业科研、教学、企事业单位的农业科研人员。
八年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引导科学家坚持问题导向、联合攻关,坚持科研项目源自实践服务实践,建立起支撑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农产品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农民稳定增收的科技创新“国家队”,为破解科研经济“两张皮”的痼疾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游击战”到“阵地战”
2014年春天,辽宁抚顺发生食用菌病害,全国食用菌科技体系8位科学家第一时间奔赴抚顺,联合攻关两天两夜,迅速找到病害根源。
2015年5月,河南肉鸡腺体病毒突发,来自北京、河南、湖北、哈尔滨肉鸡研究专家齐心协力,提出疫病防控方法,迅速控制疫情。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促进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变农业科研‘游击战’为‘阵地战’,改变了过去科研‘猴子掰棒子’的局面,开创了围绕产业开展全国性大联合大协作的运行模式。”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祁春节说。
“基于体系平台多学科专业交叉群集、多领域技术融合集成,单打独斗变成了集智攻关,最大限度发挥了各方优势。”国家肉鸡细菌防控岗位科学家、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邵华斌说。
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认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了跨部门、跨单位、跨学科的科技力量;二是在干事的环节上集中力量,形成从研发到市场、从生产到消费、从产地到餐桌的一体化;三是在长期稳定的支持下,让科学家真正沉下心来搞科研、面向产业谋发展。
从写论文到查问题
数据显示,现有玉米品种,机械化收获以后的损失率是13%~17%。“在这种条件下谈增产可以说意义不大。找到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成为摆在玉米科研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说。
在过去的科研体制下,这样的课题很少会有科研人员关注。“因为过不了立项关、执行关、考核验收关。”张世煌说,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科学家没有这些压力,我们的项目来源不是领导下指示,也不是专家拍脑袋,而是从实践调查中得来的。
2007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后,张世煌组织玉米体系科学家对全国玉米产区进行了系统调研。
“调研发现,北方旱作区平均活土层为16.5厘米,最严重的东北地区活土层仅为15厘米,远低于美国35厘米的平均水平。”张世煌说,为此我们开展了玉米耕作深松改土技术的研究,增加了玉米产量。
科研项目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把科研的论文写在大地上,成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们的共识。
“作为首席科学家,我们需要思考产业的问题是什么,产业的趋势又是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国家柑橘体系首席科学家邓秀新指出。
“产业技术体系诞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解决我国农业科技与农业产业发展结合不紧密的问题,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布局科研力量,改变科研依靠论文来评价的机制。”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刘艳说,体系引入技术用户评价机制,吸收行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技术用户参与评价,由单纯的学术导向转变为产业导向,形成不唯论文不唯报奖而注重应用效果的农业科技评价新机制。
从“短平快”到“一盘棋”
科技资源的分散、封闭,竞争过度、稳定不足是以往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方式的弊端。而农产品新品种研发周期较长,“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按照项目形式管理,3~5年一个项目周期,但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农业科学研究有许多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完成的,这类科学研究需要持续支持。”邓秀新说,从传统的农业过渡到现代的农业,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积累。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框架下,50种主要农产品的科技创新有了稳定的投入支持。2007年—2016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经费110.449亿元。此外,23个省(市、区)按照体系架构建设了地方创新团队,与国家体系对接,带动地方财政年投入4亿元左右,为稳定农业科研队伍、支撑我国农业多样性起到重要作用。
“有了首席科学家、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技术推广员这样的线性架构,我们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上就形成一支全科技术团队,科技成果一下就能到产业第一线,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廖西元说。(本报记者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