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2016年度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入围小说名单里的《水死》,我回想起该小说在创作过程中的几个小小故事。这部小说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应讲谈社之约,为纪念该社创建一百周年而开始创作、于2009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其实早在2007年的一次拜访中,大江先生就曾对我说起最初的创作动机,说是自己日前在神保町的一家书店邂逅了T.S.艾略特的英文长诗《荒原》,在第四节“水里的死亡”里,读到已死亡两星期的腓尼基人弗莱巴斯于海潮中浮起、沉下之间,回想起老年至青年的各个阶段……这让大江不禁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在战败前不久的一个夜晚也是死于河水之中。大江先生说,自己曾在小说里以母亲、妻子、妹妹、长子、女儿等亲属为主人公,却从不曾以父亲为主人公创作小说,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这次就打算以父亲为主人公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这便是大江先生创作《水死》的缘起了。
2009年1月15日,大江先生抵京,在从机场至市区的车子里,大江先生讲起,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12月里发生了三件事:自己敬仰的师友、著名文艺评论家、九条会发起人之一的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5日溘然长逝;患有智障的长子送客人时在院子里失足滑倒,致使一节胸椎骨裂为三截,长子却不会用语言表述自己的痛苦,独自默默承受难以忍受的病痛,而大江先生作为父亲却毫不知情,只是在年终体检时才偶然发现孩子的病情;第三件则是自己与讲谈社已签署合同,要在2009年年底、也就是该社创建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以父亲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水死》,可是在实际开始创作之际,却发现赖以参考的核心资料——父亲遗留的诸多信函,早已被母亲在去世前的那些年月里一点点儿的全部烧毁,只遗下诸多空荡荡的信封。连续发生的这三件事使得自己陷入悲伤、忧郁甚或绝望之中,无法按照原计划继续写作《水死》。为了摆脱困境,便与妻子商量想要到北京来,因为在这里可以见到许金龙先生、陈众议先生,或许还可以见到莫言先生和铁凝先生,想让这几位朋友陪自己到鲁迅博物馆去,要在那里汲取力量,以便将《水死》继续写作下去。
2009年1月19日上午,我陪同大江先生前往北京大学发表讲演,在将同行的穆宏燕女士介绍给大江先生时,我说起她的专业为波斯文学,这时他们两人几乎同时说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那个波斯文学”。在当时,恐怕包括大江先生本人在内,谁都没注意到这句话对于《水死》的意义。在离开北京前,大江先生严肃地告诉我,自己已经在鲁迅身上汲取到了力量,而且找到了把《水死》写下去的方法,回到东京后就可以继续写作《水死》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方法,就是借助无意中听到和说起的《波斯人信札》中的相关内容,来创作21世纪的《波斯人信札》即《水死》,来警醒日渐向右转的日本人,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不要再度毁灭来之不易的和平与民主主义。
《水死》出版后,我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大江先生委托他的著作权代理人酒井先生寄来的样书,在阅读过程中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文中每当出现日语汉字“穴居人”时,旁边总会标注日语片假名“ザ·ケイヴ·マン”(意为洞中之人)。若是按照写作和出版惯例,第一次出现“穴居人”时,可以根据作家的意图标注相关片假名,其后则完全无须如此,这在大江先生此前的几乎所有小说中也是没有例外,可在《水死》里,包括目录在内,全书共九十处“穴居人”竟无一例外地全都标注上了片假名。显然,作者借此告诉有心的读者,这个“穴居人”是他在文本中预设的密钥,当然也是解读全书的关键词。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解开这道密钥,全书的解读也就无从说起。
于是,我这位研究者兼译者首先根据发音将“穴居人”转换为同义英语,却并未从中发现什么意义,联想到大江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便继续将其转换为词形相近且同义的法文“caverne”,这就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法文本里发现了该单词,说的是阿拉伯有一个小小民族,他们是古代“穴居人”的后裔,“各人关怀的只是自身利益,毋需过问别人的利益”,他们或听任族人因旱涝绝收而坐视不管,或抢夺邻家漂亮妻子,或联手霸占他人房宅田地再自相残杀,或在别人急需之时抬价出售羊毛和小麦,更是在邻国医生于瘟疫中施医救助众人之后却分文不付酬金,以致“由于自己的恶劣根性,遭受灭亡……成了他们自己背信弃义行为的牺牲品”
孟德斯鸠对“穴居人”这个词语采用的是由古拉丁语转来的法文单词“troglodyte”,却在对该词的注释中表示“troglodyte”意即“caverne”。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表述“穴居人”这三个日语汉字时,并没有采用《波斯人信札》日译本中的定译,而是别有深意地选择了“穴居人”,即“caverne”(“山洞”之意)。孟德斯鸠的注释与大江健三郎的选择,似乎都在暗示“穴居人”这个词语更为古远的源头。
熟悉《波斯人信札》的读者都知道,孟德斯鸠对于包括宗教、政治、民俗等在内的阿拉伯—波斯文化比较熟悉,面对人类的独立个体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可怕景象,孟德斯鸠在寻求建立法律权威的同时,似乎更是有意借助《古兰经》来建立道德体系,以此来约束个体的疯狂欲望,使得人类社会处于良好道德秩序的保护之下,以避免“由于自己的恶劣根性,遭受灭亡……成了他们自己背信弃义行为的牺牲品”之悲剧。
根据孟德斯鸠提供的线索,我们便会发现《古兰经》第18章即是以“山洞”命名。《古兰经》中的这个故事来源于基督教“以弗所七眠子”的故事:在罗马皇帝德基乌斯(Decius,执政于249—251)当政期间,以弗所的基督徒受到执政当局的严酷迫害,其中七个出身高贵的青年不愿意改变信仰,就躲入以弗所附近一座大山的巨大山洞里,“暴君决心让他们死在洞里,便下令让人用一堆巨大的石头把那山洞口牢牢封死。这时他们立即全进入了深沉的睡眠,而且神奇地无限延长,竟一直睡过了187年,却丝毫无损于他们的生机。”187年(约为公元437年)后,当阿多里乌斯需要建造房子而让奴隶打开洞口取用石料时,阳光照进洞里,这七个长睡人便醒了过来,以为睡了好几个小时,不免感到饥肠辘辘,就让詹布里库斯暗中回城购买面包以供大家充饥。下山后,詹布里库斯却因使用德基乌斯时代的钱币而遭怀疑为盗贼被拉上了法庭……这个故事来源于《罗马帝国衰亡史》,根据该书的说法,穆罕默德在叙利亚集市上听到这个故事,后来就把该故事作为神启编入《古兰经》中。“山洞”一词在古拉丁语中为“cavus”,《古兰经》中这一词即借音于古拉丁语,法语词“caverne”也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来。经过这么一番追根溯源,隐含着的一条历时约一千五百多年,由日文、英文、法文、波斯文和古拉丁文构成的隐秘链条便显现而出。在这一千五百多年间,穴居人母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曾被不断地解读和改写,而最新的解读显然就是大江健三郎借助《水死》发出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们还可以肯定,在《水死》之后,穴居人母题仍将不断产生新的解读并被不断改写。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块块里程碑了……
2011年5月4日,在大江宅邸的客厅里,大江先生听我讲完以上解读过程后缓慢地告诉我,除了我这个作者以外,你是第一个发现《水死》中这个隐秘机关的,作为你多年来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
听了大江先生的这番肯定,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水死》出现在了2016年度布克奖的入围作品中,这就说明更多的人发现并读懂了大江先生设置的隐秘链条及其隐喻。我希望大江先生的创作预期在他的祖国能够实现!
(许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