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未名湖

    老夫聊发少年狂。入校六十周年同学聚会，组织者用心良苦，选择重回燕园，重回几十年始终在我们心里荡漾的未名湖。他们打来电话说：捷生老同学，在京的同学都参加聚会，你离燕园那么近，可别缺席啊！我回答说放心吧，我怎么会缺席呢？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谢谢你们小的还把我当姐姐，大的还把我当妹妹。

    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真正的七老八十。想想吧，入校都满六十年了，整整一个甲子。那么入校之前呢？谁是穿着开裆裤上的大学？而且上北京大学？何况还有我等调干生，就说我吧，当年不算最大，也二十岁了。记得许多年前谷建芬写过一首歌，有句歌词说，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我们却过了三个二十年。但是，三个二十年过去，我们该是什么情景呢？该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白了少年头；该是满脸沟壑纵横，沧海横流，相看已无言。是啊，六十年过去，谁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谁承受得住六十年的风吹雨打，大浪淘沙？六十年过去，如果还活在人世，还没有东倒西歪，苟延残喘，还能风尘仆仆地走回燕园去，和同学们拥抱，叙谈，把酒言欢，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竟赶来十三个人，一个不怎么好听的数字，但已经不错了，很不错了。实际情况是，有人不在这个世界了；有人在海外漂泊，处境尴尬；有人被疾病扳倒了，坐在轮椅上，连亲人都不认识了。也有长期失联的：这不奇怪，古诗说，十年生死两茫茫，别说是六十年了。更别说，这是跌宕起伏的六十年，阴晴圆缺的六十年。因为，在这六十年中，我们共同经历了反右、支边、大跃进、四清运动、评海瑞罢官、清理阶级队伍，还有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十年“文革”。你说，在这样的六十年中，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

    六十年匆匆而过，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争。

    当然，在战争中倒下的人，再也没有机会重逢了；而在战争中幸存的人，苦尽甘来，得了便宜也不想卖乖。看着白发苍苍下的一张张脸，老得没法认了，只能互相提醒，然后像少男少女那样蹦起来，发出一阵阵欢呼。不用说，在这个时候，谁都希望时光倒流，把当年的风华和纯真找回来，把像柳絮那般吹进岁月夹缝中的记忆找回来。

    1955年，那时我们多么年轻，我们的祖国多么年轻！说艳阳高照，春光明媚，到处莺歌燕舞，决非夸张。虽然生活贫困，衣着朴素，人人一身列宁装，但没有人觉得苦，觉得寒酸。即使有好衣服也压在箱子底下，不敢穿；有家庭背景也不敢说，就怕别人说你特殊化，说你资产阶级。记得为欢迎我们这些从五湖四海走来的学子，学校也像社会上一样，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把教授们的小餐厅改成学生宿舍，员工们的大餐厅改成礼堂。但是，北大就是北大，无愧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在那个除旧布新的年代，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校风没有变；大师云集，藏龙卧虎的品质也没有变。就说我们历史系吧，给我们授业解惑的，是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裴文中、夏鼐那样的大教授，大名士。当时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两所名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事关国计民生，却受到猛烈批判，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批了他一个人，多生了几亿人，严重拖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腿，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

    那一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高中生正式参加高考。考上北大的，无疑是千里万里挑一的尖子生，却和我们这些学业参差不齐的调干生分在同一个班，同一个组。这批人年龄虽小，但有备而来，在学业上咄咄逼人，把我们撵得气喘吁吁的。当时的学习风气，就像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家比学赶帮，力争上游，没有谁甘于落后。课堂上不必说了，到了晚自习，同学们饭都不吃，纷纷去图书馆抢座位；图书馆的座位没抢上，立刻赶往阅览室；如果阅览室也人满为患，只好回到七八个人拥挤的宿舍里，或钻进未名湖边的树林里，借助昏黄的灯光和月光，读书，对笔记，嘀里嘟噜地背俄语单词。

    林被甸先生，我们北大历史系55级（1）班班长，毕业后留校，先当历史系教师，再当历史系主任，最后当上了学校图书馆馆长。因对学生时代去图书馆抢座位的情景记忆犹新，上任馆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北大新盖一座图书馆。他说，新图书馆开馆那天，师生们倾巢而出，纷至沓来，熙熙攘攘的队伍蜿蜒好几里。都知道红楼时期的老北大，曾经以图书馆名噪一时：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便在北大图书馆当见习管理员，每月8块大洋，还是李大钊帮他谋的这份差事。

    平心而论，大家如此拼命地学习，并非想成名成家，也说不上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就是想多学一点，将来能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国家。至于毕业后被分配到哪里去，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是没有人考虑的。即使有那样的想法，也都埋在心里，秘而不宣。因为，那时想当专家是可耻的，想著书立说等同于走白专道路。然而，在解放初能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上北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家学渊源，这同样不光彩。因为有家学渊源的人，免不了与剥削阶级沾边，与海外沾边，只有在学习上拼命用功，才能摆脱家庭阴影，被国家录用。

    我算是根红苗正那种人，但出入帅府的背景，却让我顶着一圈给我带来许多烦恼的光环。在同学中，比我小的应届生对我敬而远之；和我一样的工农兵调干生，也与我若即若离，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只是谁也想象不到，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我受过的苦，一点都不比他们少。仅仅在五年前，我还隐姓埋名孤苦伶仃地漂泊在湘西，过着没人疼没人爱的日子。我能和他们一样跻身北大，除去我父亲成了共和国元帅，还得益于我在艰难的日子里没有荒废学业。要命的是，我们身子瘦小，经常腰疼，长年病病歪歪的。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急性肾炎。就因为在学业上功夫下狠了，耽误了治疗，急性肾炎已转为慢性，这让我苦不堪言。因此，我变得沉默寡言，形单影只。坚持到实在难以坚持，学校建议我休学一年。

    这时，沙健孙同学向我走来了。沙同学聪明善学，出类拔萃，与班里的另外两名才子梁英明、郭罗基，每门考试都不出班里的前三名，用现在的话说，是班里的学霸。但他本分厚道，性格谦和，是非分明，对人体察入微，有女同学在暗暗追求他。但他向我走来了。我至今不解的是，在我被疾病折磨得最难熬的日子里，他除了帮我补习因生病落下的功课，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我感动极了，不知道他是误打误撞，还是知道我有个不幸的童年，从来没有得到过玩具。可我没有问过他，而且，至今也没有告诉他，自从有了这个布娃娃，我常常搂着它睡觉。以后工作了，从北京辗转到青海，又从青海辗转回北京，搬了好几次家，我都把这个布娃娃带在身边。

    后来，那是在“文革”中，我受父亲贺龙的牵连被打成反革命，一次刚挨过批斗，沙健孙不避嫌疑地赶来看我，安慰我。我大吃一惊，说你不要命了？不要政治前途了？他嘿嘿一笑，说哪有这么严重？我不就是来看看老同学嘛。几天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确实是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得知他来看过我，马上把他揪了出来，大字报糊了一墙。“文革”结束后，这个始终在探询党史奥秘的人，以对中共党史的深刻研究，历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做了同学中最大的“官”。

    六十年后的沙健孙鹤发童颜，慈眉善目，当年的厚道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子里。走近他，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话题。他心领神会，喉结滚动了几下，率先伸过来一只手。他说捷生，你好吗？我说好。然后说起我母亲。他和班里的同学几乎都去过我母亲家，见过我母亲。他动情地说，他从未见过那么坚强又那么慈祥的老人。我说是啊，像我母亲那样的人，现在找不着了。接下来，为我十年前去世的母亲，我们陷入了沉默。

    几十年后我发现，同学之情并非兄弟之情，兄妹之情，却胜似兄弟和兄妹之情。日子越久，岁月越长，这种感情也越真，越纯，如同窖藏在地下的酒，时间越长，越绵密醇厚。当我们共同步入暮年，只需一个眼神，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就能看见彼此心里的波澜。

    就像何桀同学，她是我的湖南同乡，又同为女性，当年相互间的来往并不多。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当老师，教外国来华留学生中国通史课。一年后院校调整，被调到北京语言学院，还教中国通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紧缩编制，她又被“下放”到北京市第十九中学任教。但是，在她心里，却不存在堂堂北大老师与一个普通中学老师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念头。她默默在粉尘飞扬的讲台上耕耘，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她教出的学生，有的当了部长，有的当了将军。她也从小小的教研组长，一直干到特级教师、副校长，直到24年前顶着一头白发退休，成了一个在半路上遇到绝不敢相认的老人。

    六十年后再相见，何桀在我眼里，正如我在她眼里，就是两个亲姐妹，两个好姐妹，如同从来没有分开过。而且，在这六十年中，我和她都没有走远，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家，都在北京海淀区的西山脚下。让我感动的是，几十年来，她每当在报刊上看到我的消息，都会为我高兴，为我激动，并小心翼翼地剪贴下来，或者拿到街上去复印，伺机交给我。有一年，她去香港旅游，在书店看到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写到我在“文革”中为人请命，总共不到二百字，她不惜将整本书买下来，回到北京后立刻复印给我寄过来。

    跟何桀同学一样，我们在京的十三个同学，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虽然没有谁大红大紫，大富大贵，却不乏教授、专家、将军和省部级官员。有的，像沙健孙，还进了中央委员会。当我们六十年后重新相聚，谁都羞于提自己当过多大的官，做过多大的事。即使著名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秦宝琦，真正的著作等身，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大学问。更别说受过多少苦，遭遇了什么不公，生活曾经过得多么艰难。总之，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仿佛毕业后各自奋斗的几十年，是根本不存在的，生活刚刚从六十年前开始。因此，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畅谈中，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会为当年任何的一个细小事件，或任何一个人出的小洋相，有时是男女之间的暗自倾慕拊掌大笑，或热泪盈眶。

    重返北大历史系聚会，我们当年的班长，毕业后担任过系主任和北大图书馆长的林被甸同学，理所当然成了召集人和东道主，尽管他也退下来十几年了。林同学当年直接从高中考取北大，比我们小几岁，还像从前那样文质彬彬的，对我们这些比他年长的同学表现出特有的谦恭。他宣布中午的聚餐安排在勺园，还别出心裁地为这次聚餐设计了一个主题：给八十岁以上的同学集体过生日。

    林同学的话一出口，大家当即一愣，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可不是吗？十三个同学中正好八十岁或过了八十岁的，已经过半了。当然，我也在其中，虽然还差六七个月。而没到八十岁的几个，也都七十八九了。他们为我们过生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在餐桌上，老头和老太太们异常兴奋。有嗓门大的地动山摇地嚷着要喝白酒，说人生难得几回醉，今天要一醉方休。但真正喝起来，哪怕喝一小杯红酒，也是极斯文，极有风度。先是“70后”集体祝贺“80后”健康长寿，而后“80后”则叮嘱“70后”不要着急，应该抓住青春的尾巴，好好地享受生活。喝着喝着，阵线乱了，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跟谁说话跟谁说话。无外乎珍惜岁月，爱护身体，争取多活几年。甚至在这样一种场合，大家也不放弃几十年坚守的信仰，说老了也要爱我们这个国家，要过得有尊严，不给政府添堵，不给儿女们添乱。

    饭后各自离去，这时我才发现，我一直等待的重游未名湖并没有列入议程。未名湖对我们这些六十年前的北大学子来说，不仅是一个景观，更是一个心结。一问，如今的历史系离未名湖只有几十米远，就在湖畔。当我们在系里的小报告厅热烈叙谈时，诸多同学或单独，或三三两两结伴溜出去看过了。唯有我傻傻地一坐到底，一直在等待安排集体活动。末了，我带上小司机，自己去补上这一课。

    出现在我眼里的未名湖，还像六十年前那样浩渺，那样幽静和安谧。正是初夏，岸边的树林青翠欲滴，听得见各种叫不出的鸟在浓密的树荫里啾啾鸣叫。湖边较浅的地方长着一蓬蓬旺盛的草，肥绿的叶片像错过收割期的韮菜。东岸的博雅塔，有如哪位大师玲珑剔透地雕出来的工艺品，一半举在白云飞渡的半空，一半倒映在水里。在我斑斑驳驳的记忆里，在湖的某个岸边，好像有钟亭、石坊、供着花神的小庙，以及一条条形态逼真的翻尾鱼石雕，有稍微高出水面，与中央湖心岛相通的石桥，还有看上去并不显眼的埃德加·斯诺的墓。当然，在一张张墨绿色的木质长椅上，更应该有低着头静静阅读的学子。

    也许我年纪大了，韶华不再，几十年常常浮现在梦里的这个著名的如同装满圣水的湖，忽然变得陌生起来，不像当年那般神秘，甚至同我见过的许多湖轻易地混淆在了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是荒诞的，对它不尊，但我真是没有沿着它寂寥的湖边再走下去的欲望。

    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我想寻找的那个未名湖，再也找不回来了。

    （贺捷生，作者为少将，军旅作家。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部长。创作多部影视和文学作品，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先后获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