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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华的脸、胡歌的脸，代表着当下影视剧中男性演员颜值价值的“最高水平”。他们虽然眉眼不同，但脸型近似，一张“瓜子脸”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是当代通俗文化中，最受追捧的男性脸型，无论是对制作方、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女性观众而言。
站在今天往前看，在通俗文艺的长河里，“瓜子脸”惯常是描绘中国女性美貌的关键词。偶用于男性，“瓜子脸”连着的那个人，也大多属于文弱的秀才、儒生、谋士之类。因而，也就与刚毅、血性、勇武拉开了距离。假若关羽的五绺长髯长在一张“瓜子脸”上，或者咏诵《梁甫吟》的诸葛亮长了一张“冬瓜脸”，《三国演义》读来的味道恐怕会成问题。
以前被称为“相貌”的词，今天叫作“颜值”了。这中间转换的，不仅是词语，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1961年评选出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中，10位男明星里，崔巍、李亚林、庞学勤、王心刚、于洋、张平都长了一张“国字脸”，一张下颌角阔大的脸，一张与“瓜子脸”不相为谋的脸。与这种脸联系的角色，如：朱老忠、雷振林、高占武、洪常青、靳恭绶、张志坚，大多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成长为反帝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的先锋。因而，他们都可被统称为“硬汉”形象。他们从乡村中国成长起来，粗茶硬食的身世与他们粗犷的脸型，成为相互注解的象征。
在新中国诞生和新生不久的时代，“国字脸”因为与革命叙事、农耕国情、劳动者本色和贫困饮食的适应性，遂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艺中的“指标性”面容。相反，在那一阶段，细皮嫩肉的长着“瓜子脸”的男性，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或气质问题。比如，在1963年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坚定地带领村民修渠引水的复员军人党员高占武（李亚林饰），是国字脸庞。而一心想到城里找份体面工作的村会计的侄子高中生李克明，真真地长了张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在1987年的影片《老井》中，牺牲个人爱情带领村民打井的村团支部书记孙旺泉（张艺谋饰），也是一张“秦国人”的阔脸，而他的弟弟却长着一副近似“瓜子脸”的模样。我们或可就此推断，在编剧马烽、导演苏里和演员李亚林那里，在编剧郑义、导演吴天明和演员张艺谋那里，“国字脸”就是能够担当的男人的脸。
今天，“国字脸”仍然存在于银幕、荧屏和舞台上，但它所能带来的“尖叫”“点击”和“流量”，远远不及“瓜子脸”。同时，国产“瓜子脸”的被青睐程度，较之韩国产“瓜子脸”还存在一定差距。
告别贫困、迎来温饱奔小康、城市化、国际化，以及食物构成的变化、养生保健观念的兴起和整容浪潮的出现，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在衣食住行上，也会表现在脸上，呈现在银幕上。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文化来了、日本文化来了、美国文化来了，与港资、台商、日本产品和美国技术先后到达的，还有秦汉、秦祥林、张国荣、三浦友和、麦克·哈里斯和加里森……比这些“瓜子脸”帅哥更具影响力的，是个个都长着“瓜子脸”的韩国演艺俊男们，前年是金秀贤，今年是宋仲基。他们在中国银幕、荧屏、网络上前赴后继地亮相二十多年，在中国观众接受期待中，培育出了一个巨大的“瓜子脸”市场。
以韩剧为纽带，在中国持续二十多年的“韩流”，给中国青年人群带来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追捧目标。其一是整容，其二是“欧巴”。而在欧巴和整容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碟片韩剧和荧屏韩剧余温尚在的时候，移动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脸部成为特别适应这种小屏幕播映的角色特征。无论是“颜值”，还是“瓜子脸”，在相当的意义上来说，都是拜智能手机所赐。而这种主打青少年的观赏模式一旦形成，就倒逼为收视而战的电视台，不得不考虑加大角色体系中“颜值”“瓜子脸”和“小鲜肉”的份额。
就人种而言，韩国人与中国人同属蒙古人种，扁平脸盘、下颌鼓阔是东方民族的生理特点，这与尖下颌的欧罗巴人种不一样。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心理中的追求目标，常常会导致对自身生理塑造的改造。在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学习的榜样是美国，这一点只要看看韩剧中咖啡所受到的喜爱就可见一斑。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韩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林林总总的韩剧后面，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文化内核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情感叙事和时尚消费。韩剧中的角色，没有农民、没有工人、没有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人们，有的几乎都是古代和现代的白领、粉领，面容姣好、俊秀的青年男女。以“瓜子脸”为特色的“欧巴”就是最突出的角色系统，以情商为纽带的故事最突出的表意主旨是塑造“暖男”而不是“硬汉”。
在韩剧里，年长者大多是“国字脸”，“欧巴”们多是“瓜子脸”。这与我们的作品有些类似。从“国字脸”到“瓜子脸”，从“硬汉”到“暖男”，角色塑造的结构与国家发展的进程和文化土壤的改变密切相关。在“移动互联网+颜值”引起视觉叙事传播格局巨大变化的时候，如何塑造中国男性？如何塑造与青春文化、社会发展、民族性格相结合的中国男？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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