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战争演进的新形态

    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信息等综合手段，成功地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主动出击、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但却兵未血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除了挥舞制裁大棒之外显得束手无策。近一段时间，西方国际问题专家通过研究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等战例认为，俄罗斯对西方打的是“混合战争”。

    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指出，虽然北约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对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但因缺少应对“混合战争”的理论与实践，陷入了被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混合战争”已经登上战争舞台，北约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应对之策，西方的根基将会受到动摇。该报告把“混合战争”称之为“第三类冲突”，认为如果西方在这类冲突面前一次次失利，今后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效仿者。因此，研究“混合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已刻不容缓。

    其实，“混合战争”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更不是什么全新的理论。早在2005年，美国海军中将詹姆斯·马蒂斯和军事学者弗兰克·霍夫曼就在美国《海军杂志》上撰文，提出“混合战争”的理论。2007年，霍夫曼撰写的《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对“混合战争”进行了系统探讨。基于对全球化和技术扩散等因素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或“小规模的非正规战争”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为融合的形态发展。“混合战争”的表现形态复杂、作战行动模糊，需要统筹国家战略资源和手段，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效应对。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为了实现收回克里米亚半岛的目标，采取多种威慑与战略欺骗措施，同时快速前出部署特种作战部队，利用各种信息手段展开大规模的心理战和舆论战，赢得先机之利。俄罗斯在危机中采取的这些措施，让西方感受到这是一种让人难以作出正确判断和应对的“新型冲突”，对于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北约决策体制来说感到无能为力。

    笔者认为，“混合战争”的出现并不是某些西方战略专家发明的专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必然结果。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局部战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等理论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超限战”等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混合战争”的基本特征。混合战争理论适用于弱势一方对优势一方的不对称作战。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如果对这种“混合威胁”认识不足或准备不够，很容易陷入被动。从近期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来看，“混合战争”特征日益明显，因此引起西方包括俄罗斯军事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混合战争”登场源于安全威胁的复杂性

    现代的一些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为什么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混合”特征，从根本上讲源于国家安全威胁的混合性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和技术扩散是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化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及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加深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分化和不平衡，利益关系更加复杂，进而导致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普及，推动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提高，客观上为冲突各方实施不对称作战提供了条件。在乌克兰、利比亚、叙利亚等危机中，有关冲突各方无不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甚至通过开发计算机游戏，进行激烈的信息对抗和舆论战。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极端组织也越来越重视利用网络招募支持者，煽动同情者或者恐吓对手。在现代战争中，力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通过选择“混合战争”是战胜力量优势一方的重要途径。美国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凯西认为，混合战争包括使用常规军事能力、非正规军事力量，以及网络攻击甚至犯罪活动等手段，应对的难度空前增大。弱势一方采取混合的战争手段和方法，可能给处于战略优势的一方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

    但是，“混合战争”并没有改变战争的一般规律，只是丰富了现代战争的内涵。在安全威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战争往往从危机爆发之初就需要动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综合应对，既要重视传统战略资源和手段的运用，又要重视信息、网络等非传统手段的运用。军事行动既要重视实战，又要重视威慑胁迫造势。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评述乌克兰危机时指出，“俄罗斯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目的在于设立模棱两可、给那些对此不愿意相信的人一个借口，或者是制造足够多的不确定因素，以便让北约的各种回应显得缓慢、滞后或犹豫不决”。

    “混合战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体现安全威胁复杂性的另一表现是战争主体的多元性。“混合战争”的主体往往是既有国家又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近期在中东地区发生的几场冲突几乎都是如此。叙利亚内战和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国之外，有数十个国家直接参战，同时也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有代表特定族群利益的武装力量，也有教派色彩浓厚的政治势力；有相对温和的宗教组织，更有恐怖极端组织。形形色色的国家行为体与外部势力相联系，在冲突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按传统的战争规则出牌，甚至不接受国际准则的约束。解决如此复杂的安全问题，需要关注到危机发生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否则就可能陷入被动。

“混合战争”使军事力量的运用面临新挑战

    “混合战争”为现代战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涵，使现代战争出现新特点。“混合战争”到底该怎么打？不仅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安全问题。

    首先，对安全威胁的“综合性”要有清醒认识。冷战后，大国的安全战略竞相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最突出的特点是综合性和不确定性。俄罗斯认为，由于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建立太空优势，部署反导系统，发展“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使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环境变得复杂严峻。基于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俄罗斯对国家安全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更加权威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提高了宏观战略决策效率，在应对近期几场冲突中看到了效果。

    其次，注重提高国家安全的综合决策能力。“混合战争”的出现，是对国家综合战略决策、战略资源统筹、战略手段综合运用能力的重大考验。俄罗斯之所以在应对重大安全危机中展示出较高的决策效率，并不是因为建立了国家指挥中心，而是得益于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和国防指挥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西方的强大优势面前，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战争决策系统能够高速运转，还得益于内部掣肘因素比较少。普京总统决定出兵叙利亚，国家杜马立即授权，数小时后俄军即开始空袭行动，而此时普京总统还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相比之下，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各成员国利益关切不同，决策程序复杂，应对危机的决策效率比较低，虽有力量上的优势却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再次，重视研究“混合战争”的制胜机理。不同时代、不同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有不同的制胜机理。“混合战争”和信息化战争是一个什么关系？它不是对信息化战争的否定，而是对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和补充。从一定意义上讲，信息化战争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对战争特征的定性，而“混合战争”是对战争复杂形态发展的一种描述。“混合战争”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这样的战争到底怎么打？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来看，最重要的是统筹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运用，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综合能力，这是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的根本之道。

    最后，要重视技术对战争形态演变带来的深刻影响。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一些传统的作战规则。在“混合战争”中，处于优势的一方有时弱点比劣势一方暴露得更充分、更明显。劣势一方通过采取非对称作战行动，可能把自身的能量成倍放大，这是“混合战争”中常见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美国高度重视对“混合战争”的研究。但是，从叙利亚和乌克兰危机中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做好打赢混合战争的准备。相反，俄军在应对这几次危机中，采用综合应对措施，高效率地调动国家战略资源，给美国等西方大国制造了一系列难题。北约研究人员在总结乌克兰危机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北约未来必须加大投入发展战略情报侦察监视和精确打击能力，提高陆海空军快速部署能力，特别是要提高战略情报对抗能力和开展舆论战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应对“混合战争”威胁。

    “混合战争”把常规作战、非正规作战、反恐怖袭击和反武装暴乱、心理战等攻防行动融合在一起，将现代条件下的电子战、信息战和网络战融合在一起。在近期几场国际危机中，俄罗斯都是在美国严密的战略监视之下，以突然隐蔽的行动快速调动部署部队。在乌克兰危机中，俄军特种作战部队在电子战、信息战、网络战的配合下，先期控制克里米亚半岛，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那些身着迷彩服、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俄军特种兵出现在克里米亚大街上时，西方战略情报机构仍以怀疑的目光将其称为“小绿人”。恰恰是这些在关键的时间地点以出其不意方式出现的“小绿人”，迅速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要点，不但做好了打的准备，更关键的是有了抢先一步的行动，实际上避免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突出特点是问题复杂，挑战多元，内外安全矛盾相互交织，陆海方向威胁同时存在，历史与现实矛盾叠加在一起。国家安全既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包括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要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目标，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关注研究现代战争的发展演变，通过提高国家安全决策效率，深化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完善军队力量结构，以迎接“混合战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