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故人（二章）

    公木为松

    1979年1月中旬，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这是“文革”以来13年的第一次诗坛盛会，到会代表近百人。张光年主持，周扬、胡乔木发言，胡耀邦做了重要讲话，臧克家称“六代同堂共论诗”。按辈分，一代冰心，二代艾青、田间，三代李季、贺敬之，四代公刘、李瑛，六代李松涛，刘章和我忝列五代。

    会议好吃好喝，畅所欲言，以艾青、公木为代表的“归来诗人”成为会议中心，22年劫后余生，互道契阔，百感交集，以泪当酒。公木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文学尊长，又是河北老乡。他黑黑的脸膛，厚厚的嘴唇，两道浓眉已经花白，一口束鹿话没改，朴素得像个老农，气质上更像个老八路，无论如何也与“右派分子”联系不起来。他1930年入团，1938年入党，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写得好啊，今后多写一些。”1945年首次问世的《东方红》，署名张松如改词，这是他的本名。1953年毛主席看了他写的《鞍钢培训工作总结报告》，十分满意，让中央办公厅把电话打到他家里，表示祝贺。1963年他为电影《英雄儿女》写主题歌：“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歌曲唱遍全国。

    有了上述四件事，足可以位列文艺界特等功臣，换成别人早宣传得惊天动地，取得“免死牌”了，先生却从来沉默做人，不事张扬，有人提及也都大事化小，所以运动来了没人保，从山顶坠落谷底，作品不能发表，诗集不能出版，连大炼钢铁也没资格参加，更悲惨的是，军歌、《东方红》等的署名也常常被更改。先生毕竟是个战士，“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剧痛之后平静下来，以诗明志：“扪心无疚悔，瞑目无怨尤，襟怀未尝论，信念未尝丢。”他当过兵，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他农民出身，知道麦熟遭雹打，还可以种一季荞麦。于是，他买了几何、代数课本，准备去鞍山教中学。鞍山不敢接收，又从延安开赴东北，他曾在那里办过东北大学。

    1959年先生只身一人来到长春，分到省图书馆劳动改造。三年劳改表现好，感动了领导，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其实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政治待遇不变。从摘帽到平反，又等了18年，厄运才熬到头。

    1983年起我主持河北省作协工作，常去北京开会，公木先生是吉林省作协主席，我们却很少见面。吉林的同志说，先生主要的工作是吉林大学副校长，诗人兼学者，洞明文史哲，兼通儒释道，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先生一生扶持文学青年，顺利时如此，倒霉时也如此。在图书馆劳动改造时，斗室经常聚满人，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拉拢腐蚀青年”。他复出后更加看重文学新人，1979年河北张学梦发表了一首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他第一个站出来喝彩，在《诗刊》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诗》。1983年第一届新诗奖评奖，无记名投票，舒婷胜出，但是争议不断。先生写了一篇《评舒婷的〈双桅船〉》，充分肯定。北京发表不了，改投上海《书林》，表现了一个老诗人对文学新人的爱护。

    1993年8月，先生来石家庄参加国际诗经研讨会，提出要瞻仰华北烈士陵园，指名要我作陪，他知道我是烈士遗孤。公木先生异常激动，从踏进园门第一步，就低头垂手，脸色凝重，脚步沉重起来，两旁高高的柏树，像两列整齐的战士，把我们引进深深的肃穆之中。铭碑堂的柏林、花丛中排列着316座烈士墓，暗红花岗岩石棺，汉白玉石碑，上刻姓名、简历。先生问到我父亲，我说是晋冀鲁豫的，这里是晋察冀，最低是团级。先生说，生命都是平等的，当初参加革命，为国捐躯是最高目标，牺牲的都是好样的。

    316座烈士墓，先生一一驻足瞻仰，最后找到高克谦的名字，默哀良久，闭目沉思，这是他记忆中第一位革命烈士，正定省立七中高他一年级的同学。“五卅”运动爆发，七中师生集体罢课，在滹沱河桥焚烧日货，步行40里到石家庄游行示威，公木先生走在最前面，一路振臂高呼。这次爱国游行，高克谦惨遭杀害，爱国将领吴禄贞被暗杀。七中师生隆重召开追悼会，会场高挂一副挽联：吴将军遭暗杀，高烈士又惨死，一地永埋双侠骨；太行山头明月，滹沱河上凄风，千秋凭吊两英魂。这次游行示威，是先生第一次行军，向前向前向前，战斗的音符已在心中萌生。

    冯健男的风格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评论，希望有艺术分析，不想听政治唠叨。好的评论，应该政治与艺术相结合。1957年以后，剑走偏锋，评论标准由政治第一发展到政治唯一，作品图解生活，政治图解作品。冯健男的文艺批评属另类，敢说艺术，专评大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1959年评马烽、沙汀的短篇小说，1960年评康濯、峻青的小说，1961年评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和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积累经验以后，研究孙犁和梁斌。《孙犁的风格》1962年在《河北文学》连载三期，不久《论〈红旗谱〉》、评论集《作家的艺术》问世，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开局面，文艺界奔走相告，好评如潮，被评论的作家也心服口服。孙犁说冯的文章“识见醇正”，“时见精彩”，行文“见笔削之功”，“得剪裁之当”。一个评论家成为文坛风云人物，在中国是很少见到的。

    几番打听，得知当时冯先生调入河北省文联，供职于文艺理论研究室。“文革”开始，外出干部都被召回保定的省文联新址，我在大门口等候，期待一睹评论大家的风采。没想等来的是灰头土脸，破衣烂衫，胸前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冯健男，已被开除党籍。知情人说，一次几个工作队员走在街上，看到一座砖门楼，比左邻右舍高了一点，先生多看了一眼，随口说了句：这门楼好啊。有人打了小报告，工作队敏感，派人去他湖北黄梅老家调查，回来大惊小怪，说冯家是大地主，其叔冯文炳，笔名废名，三十年代作家。

    冯文炳原是北京大学讲师，“七七事变”后回到本县教中学。先生自幼跟叔叔学文化，1946年北京大学战后第一次招生，叔叔说他中文底子可以，让他报了西语系，录取时已23岁。其时冯文炳也应召回北大，叔侄二人一同离乡北上，过南京，冯文炳要带他去老虎桥监狱看望周作人，先生正言厉色说：“他是汉奸，我不会去看他。”

    在北大先生思想“左倾”，要求进步，经常参加学生活动。1949年，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在北大挑选十名学生入伍，组成南下工作团。那时离毕业近三个月，先生宁愿不要北大毕业证，也要南下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在广州、广西做宣教干事、《战士报》编辑，经常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1950年被批准入党，1951年与王愿坚一起参加东山岛战役，写了《东山少年》，轰动一时，不久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1958年农业大跃进，郭沫若、田间率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张家口地区大搞赛诗会。热闹一阵后，政治可靠的抽身回京，不可靠的留下扎根，冯健男在张家口市文联《长城文艺》当编辑。先生随遇而安，静下心来搞学问，劳而忘忧，苦中有乐。

    命运的颠沛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先生谦谦君子，喜怒不形于色。在文联宿舍，他和我同住一小单元，各占一间，走道拉一布帘。十来平方米面积，他家挤了夫妇儿女四口，我的儿子刚出生，奶不够吃，常常哭闹，先生从不烦恼，小声说与儿女，不要惊动小弟弟。机关开会，他总是找个角落，默默地听，不点名不发言，发言也从不伤人。干校劳动，从不马虎，却常常落后，有一次还被工宣队背后踢了一脚。

    1974年冯健男最后一批离开干校，分配到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他对省文联恋恋不舍，不大情愿。他长于写作，不善言辞，常常想幽默一下，而别人并不发笑。后来先生当了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公认为文学评论界权威，文风依旧，实事求是，主持公道，绝不趋炎附势。出版社要写废名评传，非他莫属。先生却说：“我写不了这个，一因其人其文难懂，二因资料不足。写不出，岂能硬写。这是大不敬，我不为也。”他只写了一篇回忆录，说：“废名是我的叔父，我就写我的叔父怎样待我。废名是我的先生，我就写我的先生如何教我。废名说他是哲学家，是佛教徒，我是不懂的，我就不说什么。废名是文学家，我就说我所知的这么一段事体。”

    关于白洋淀派，舆论沸沸扬扬，他不随波逐流。“我的回答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认为不比“山药蛋派”，赵树理领军，下面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五虎上将，阵容强大，硕果累累，风格相近，名副其实。而河北只有孙犁是老作家，下面几位当初都是初学写作者，说不上形成“流派”。言外之意，一个大师，几个学生，可以说“门派”，还不成为“流派”。

    这就是冯健男的风格。

    （作者为河北省作协原主席，有作品多种并获多种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