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安徽的戏剧创作呈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仅去年就有7台大戏密集进京,再现了当年四大徽班“声震九门”的雄风。在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等关注度较高的平台上,总不乏安徽戏剧现代戏的精彩表现。其已成为安徽戏剧创作多元交响中一个独特而又嘹亮的声部。
今天的现代戏创作不同以往,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现代戏创作更具现代性。安徽的现代戏创作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生出了许多新的亮点。
依托现代人的生活。现代戏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材广泛。要实现现代戏的现代性,就需要及时反映现代人的新生活。表现只有“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新事件。例如黄梅戏《地之梦》,以当今农村新一轮土地流转为入口,描写了新中国60年的土地变迁史,刻画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以及农民对土地的真挚而又朴素的情感。所表现的分地、人民公社化、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新农村和城市化建设、乡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不是当今观众所亲历亲闻,就是未曾褪去的记忆,即时感很强,与观众的思考和感受相同步。土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如泗州戏《一罐黄金》,所表现的是城中村改造和老年人养老的问题,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些作品,依托现代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情感,表现他们勇于接受生活挑战、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彰显戏剧现代戏鲜活的现代性,成为一种生活引领。
反映现代人的视角。还有一些现代戏,题材虽不是十分现代的即时话题,但表现却紧贴现代人的视角,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心智的成熟。例如以抗战为题材的黄梅戏《半个月亮》《寸草心》《东门破》等,都一反过去常见的对战争胜负的简单表现,而代之以对战争中人性、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思考,带有鲜明的现代人印记,体现了今人反思过去、面向未来的文化情怀和社会担当,分别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中文化的力量与价值。如《半个月亮》写了日本军人对我民族文化的爱慕与垂涎,虽怀有夺取和占有的侵略心理,但也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美丽绝伦,表现了战争给两个民族带来的不幸。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都同样蒙受着战争的灾难,文明与美也同样遭到亵渎和戕害。《寸草心》则独辟蹊径,别具眼光地描写了军事战场以外的文化抗战。留洋归国的女教师面对敌占区可能出现的教育陷落,毅然放弃从军的愿望,留在家乡办学,为孩子们教授中华文化,并以此与侵略者的文化奴役作抗争,传递了文化战线也是主战场,即便是战争,也不能断了中华文化根脉的现代理念,使我们对抗战的理解更立体、更多元。《东门破》则触及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在生死存亡面前,有弱点的人可以战胜自我,成长为英雄;看似平凡卑微的人可以挺身而出,成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家国信念。而缺乏信念的人,即使寻常口碑良好,关键时刻也会动摇或变节。这种信念的缺乏一旦与自私汇合,便会酿成一种灾难,使我们取得胜利的代价变得更加沉重。这些都是现代人的视角,是过去作品中没有或少见的。它使作品在精神上接通当下,与时代同步,构成了现代戏之现代性的重要来源。
满足现代人的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戏剧创作由于对“高大全”的批判,开始了对崇高的疏离,舞台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被世俗化甚至矮化。一味追求所谓平凡性、亲和性,使得剧中人物“优而不秀”“杰而不出”,高峰不高,低谷不低,崇高不再,感召力弱化。观众迫切需要舞台能提供精神高点,以使他们向善抑恶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并参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安徽省近年来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在全国道德模范人物评选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成为独特的“安徽现象”,也是现代戏现代性的宝贵矿藏。纵观安徽现代戏创作,这类“好人”“模范”题材占有很大比重,很好地对应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如《安徽好人》《沈浩书记》《信义人家》《红芍花》《颍春妹》等,都是把笔尖直接对准安徽近年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他们的事迹为素材,着力塑造人物的先锋性、模范性和崇高性,使他们成为社会大众追随、敬仰和效仿、学习的榜样。这些作品分别再现了为救落水儿童牺牲亲子的胡文传;为小岗村当代发展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村书记沈浩;依靠打工收入帮扶失学儿童的最美洗脚妹刘丽;为已故的儿子还清百万欠款的大别山人;一心扑在病人身上的好护士孔娟等英雄模范人物形象,挖掘了他们的崇高精神。虽然平凡,但境界不凡,精神高尚,品格伟大。重塑这样一种崇高,一种仰视,是时代的强音,更是现代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