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解放区新华书店

    自我懂事时起，“新华书店”这几个字就与我的成长联系在一起，革命意识的启蒙、文化知识的积累都与其息息相关。那是抗战胜利后，我正上小学，我进县城主要有三件事儿：一是到新华书店看书，二是偶尔进戏院听戏，三是在蒋军侵占县城期间，受命进县城去完成撒传单等任务。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胶东新华书店和华东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离我的家乡黄县太远，那里出版的书运过来太困难；而山东新华书店一般在鲁中南的临沂一带，战争年代各解放区遭敌分割，联系相当困难。所以不难理解，我小时候对“山东省”这一概念并不深，而对半岛部分的“胶东”则十分亲切，悉如家乡。

    那么，为什么范围更大的华东新华书店也让我觉得亲近呢？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苏中、苏北的新四军逐步北撤，有一个时期，就连华东局机关也撤至形势相对稳定的胶东解放区（如海阳一带），直接在党的领导下的新华书店自然要随领导机构活动。而胶东新华书店大致依然，据我所知，解放战争期间，它主要是在半岛腹心地带的莱阳、招远南部一带活动。在我的老家，还能够较大量地接触到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因为我们那里与辽东半岛只一水之隔，龙口、栾家口等大小港口都与那里来往方便，即使在形势最困难的时段，也能用帆船悄然运送各种物资。所以，我少时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多的书报的哺育，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地利”。

    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不只是管发行和“卖书”，而且是出版、印制、发行、销售“一条龙”。在我的记忆中，华东新华书店曾出版《蒋党真相》《新人生观》《中国革命烈士传》，胶东新华书店出版（或翻印）了《毛泽东印象》（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等著）、《论青年修养》（收集洛甫、张如心等人的文章）、《李有才板话》等，东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东北革命烈士传》、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尽管我家经济状况拮据，但我还是一点一滴地凑钱，先后将以上这些书都买了下来。

    我们黄县的新华书店最为稳定，自抗战胜利县城解放后，它一直在县城最繁华的中心街道“大十字口”坐东面西，门脸很大，厅内非常开阔，似乎本来就不只为卖书，而是为了供热心读者看书。那时我的大多数星期天，除了干农活，就跑到距村数公里的县城去看书。久而久之，我对书店的工作人员熟了，他们也认识了我。那时店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相熟的有一位胖胖的眼镜经理，两位年轻的同志男的叫“小杨”，女的叫“小傅”。他们穿的是解放区自产的灰粗布干部服。那时不论经理和售货员，一律都是供给制干部。

    不过，他们都没有“干部”架子，态度和蔼，对读者啥时候都很耐心，书“百拿不厌”。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那位圆脸短发的小傅：“为啥咱们这儿没有鲁迅、茅盾、巴金的书？”她有点惊讶的样子，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点儿的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没有不耐烦，回答我：“可能是因为从国统区那边运来交通不方便，也可能是反动派拦着不让运到解放区，至于还有什么原因，俺就说不好了。”

    最热闹的是赶上县里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书店也忙得不亦乐乎。工作人员在大门口搭起面积很大的木板，将有代表性的存书都显眼地亮在上面，并且加以简要的介绍和说明，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期间，肯定是书店销售最红火的日子。不过，最担心的是下雨，一旦出现非常天气，只靠书店的几个工作人员当然不行，就近的县公安局和县工会的同志都来帮助搬进搬出。

    最难忘的是1946—1947年间蒋军两度进攻胶东，这对于县书店而言是极不平常的，因为书籍是全县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书店工作人员的命根子，敌人的进攻将造成非常的震荡与破坏。第一次是1946年秋天，蒋军第八军李弥部自潍县（今潍坊市）出动侵占了昌邑、掖县（今莱州市），直逼龙口。我军在掖县粉子山一带与敌展开激战。那里距我县仅80余公里，炮声清晰可闻。这期间，我进县城还是先来到书店，但见一切泰然，与平时无异。我低声问前台的小杨同志：“你们也在备战吧？”话既出口，便觉得有点冒失，但他并未在意，仿佛悟到了我问话的意思，只回了句：“我们没接到上级转移的指示。”我听后便放心了。不久，因鲁中我军莱芜大捷，敌军自掖县又收缩回去。第二次是1947年秋，蒋军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中秋节前后已侵占龙口，离县城仅20公里。我最后一次去县城“赶集”，刚走到“大十字口”，就见到书店门外有一辆日式的破旧汽车和两辆骡子拉的大车，已装满书籍，分明是运往南山根据地的。眼镜经理看见了我，有些依依地说：“我们啥也不会丢下的。”他说着，从大车上随手抽出一本小书，递给我。我一看，是《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很薄，“骑马式”的简单装订，记得定价是一角多钱“北海币”。我刚要掏钱给他，他按住了我的手说：“这是送你的。”

    腥风血雨的敌战时日终于艰难地扛了过去，这年冬天，劫后的胶东解放区厉行节约度荒，医治战争创伤，县城新华书店没有恢复。过年后一段时间，听说书店重新开张了，我专程前去，一看都是生面孔，眼镜经理、小杨、小傅都不在。我想打听，却又不好意思。不久，我参军离开故乡，也永远辞别了故乡的新华书店。

    几十年间，我未忘记那个县书店，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年去看书、买书的一切情景；当然也没有忘记那里的眼镜经理和小杨、小傅，他们如果尚在，都已是耄耋之年，显然不太可能再见了。

    那个书店和书店里的那些人，都如相交极深的故人，每每想起，留下的只有无限感慨。

    （石英，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