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成长环境

    能否如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取决于我国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段志光教授的专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成功之路》（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对活跃在生物医学领域的207位世界一流、213位国内一流、133位国内一流青年这三个层次共553位科学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引人深思。

    一个国家拥有一、两项诺贝尔科学奖并不能证明其已成为科技强国，但欲成为科技强国，没有诺贝尔科学奖是绝对不行的。诺贝尔科学奖不是最终目标，但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必须是国家、团队和个人的目标，这些诺奖级成果需要更多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来实现。因此，加强对我国一流科学家群体现状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根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成因以及我国一流科学家和诺奖得主之间的比较研究，我认为，建设“双一流”，最为关键的是造就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科学家，而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出现，最关键的是创新人才成长环境。

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诞生环境

    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例，该奖绝大多数都授予基础研究成果获得者。我国中科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本上都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的国内一流科学家，也是最有希望冲刺诺贝尔奖级科研成果和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群体。从SCI论文被引次数等指标的对比来看，国内一流科学家群体和诺奖得主群体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我认为，当前语境下，定量差距较定性差距更重要，即当前更应关注差距的具体情况与如何缩小的问题。定量研究表明，我国一流生物医学科学家科技产出数量和质量均相对较低，尤其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欠缺。尚有33.33%和38.38%的中科院院士、12.28%和15.79%的中国工程院院士、54.14%和57.14%的一流青年科学家，没有授权专利和发明授权专利，他们的发明授权专利转化率和技术应用商品化率与一般科学家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对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者具备的一些普遍规律：一是具有科学创新原动力，二是科学研究生涯起点早且高，三是具有充足时间与扎实学术研究基础，四是具有学术前沿的国际视野，五是具有良好研究条件与学术氛围和机会，六是具有充足科研经费与高水平科技产出，七是具有高科学素质，八是具有原始性创新成果且有重大影响，九是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良性格，十是所在国家经济和教育、科技等社会发展状况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从SCI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被引水平和最高被引水平来看，我国科学家在553位三个层次一流科学家总排序的前100位中，已经占到13%~25%；从时间趋势看，我国一流青年科学家的论文质量持续提高，2000年以来距诺奖得主获奖前成果水平的群体差距比一流科学家要小，个体活跃程度比一流科学家要强，特别是个别年度的单篇最高被引水平已超过诺奖得主获奖前的水平，呈现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国际竞争力快速增长的趋势，预示着我国诺贝尔奖级生物医学科学家队伍正在形成。

创新成长环境需要突破的几个关键领域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国家科技投入、科技条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持续保持科技经费高比例、多渠道、强重点投入外，应着重创新成长环境，在几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培育新的科学文化。拔尖创新人才产生于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水平高低在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质量。以多学科文化为核心的人文底蕴，日益成为诺贝尔奖级科学家的基本条件。但当前大学教育学科分离和专业化教育的现状，加深了科学与人文的误解，使科技创新中本应为一体两翼的科学和人文各自独断、相互割裂、互为对立，科技工作者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功利性价值取向明显。因而，需要通过人文性科学观的引导，促使科学与人文齐头并进，养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合作，进而形成新的科学文化。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管理的最重要任务是培养和保护创新能力，但目前的科研管理把大量科研人员引导到“短、平、快”的项目上，与国家目标、宏观政策、创新标准、原创贡献要求科研人员就某一方向、某一主题并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和积累形成鲜明的反差。我认为，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重点应放在：重新构建和调整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国家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统筹生物医学研究；确立生命科学在学科领域中的优先地位；确定大学的基础研究主体地位，加速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创造科学家学术优势积累的良好条件环境。

    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科研评价的首要问题，应该是评价的价值观问题。科技评价的根本问题，是成果的质量尤其是原创性问题。当前的科学论文评价注意到了文本视域和问题视域，但在评价过程中出现了文本视域量化过度的倾向，特别是在本应以问题视域为主要出发点的同行评议中，亦出现了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文本视域量化的现象。如何最大限度地科学计量又不陷于片面和机械，最终取决于科研评价的真正目的，需要时刻注意寻找和把握科技成果评价中定性与定量评价的连接点。科研评价需要改革监督方式，引进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没有利益之争、真正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充分发挥学会、协会和专业机构等科技社团的独特优势，使其在科技评价中最大限度发挥独立第三方作用。

    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尽管重发现、轻发明是诺贝尔科学奖的基本取向，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若干重大技术发明还是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我国科技成果资源比较丰富，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处于较低水平，这已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瓶颈。一方面需要加大对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和传统药物等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以保持优势子领域的优势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加快技术追赶的有效政策，以改变国内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由国外企业主导的被动局面。因此，我国两个层次一流科学家的专利价值观与一般科学家无明显区别、对科技成果转化重视不够的现状，必须改变。能否将发明授权专利作为我国工程院院士遴选的必备条件，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我国两院院士和一流青年科学家遴选的重要参考，值得研究。

    （段志光，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教授、校长。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