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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分别举办了“国际儒学论坛——威尼斯会议”“国际儒学论坛——布加勒斯特会议”。来自中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德国、法国、斯洛文尼亚、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近50位学者，围绕历史上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儒学的基本特征、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律进行了研讨。
一
丁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为彼此之间最早的信息传递者。13世纪是中欧文明交往走向深入的重要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三件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蒙古帝国的军事远征；二是波兰人本尼迪克特和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达东方；三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朝。
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明朝中叶以后，罗明坚、利玛窦、殷铎泽、艾儒略、南怀仁、白晋等一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研究儒学典籍，将不少儒家典籍介绍到欧洲去，并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史学家朱谦之曾指出：“百科全书派在法国风动一时，其思想来源则在中国，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百科全书派崇拜理性，……实际这样的理性正是在华耶稣会士们所说的‘理’之变形，是从中国来的”。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儒学文化在17—18世纪大规模地传往欧洲以后，对欧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当时的法国，以法文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论著甚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培尔、马勒伯朗士、拉莫特·勒瓦耶、伏尔泰、孟德斯鸠、费奈伦、魁奈、尼古拉·弗雷烈、狄德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儒学等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曾这样评价“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集道德教诫之大成”，“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人们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和规范的伟大著作”。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利玛窦对孔子有着客观、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其他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利玛窦对孔子的这种评价，也影响和感染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歌德认为，儒家思想充满了“教育、伦理和哲学内容”；莱布尼茨曾这样表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史华罗（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在启蒙思想家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国度。那里没有像欧洲那样会影响政治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神学统治，没有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长期的宗教狂热，而是另一番令欧洲人感到新颖的景象：在伦理道德体系的约束下人与人相互尊重、关系和睦，科举考试制度允许以不拘泥于家庭出身的方式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选拔，政治体制注意效率和自由相结合，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很明显，孔子、儒学和中国的形象俨然已经成为一面令当时的欧洲人借鉴学习和反思自身的镜子。
时至今天，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子。
二
苏丽（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道德状况下滑、利益冲突加剧、环境污染日甚等问题。儒家思想可以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有力的思想工具。
比如，“天下大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倡导这样的思想，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人们应该修养自己，安济别人，大家为了天下的共同利益去做事去生活。
又比如，儒学中的“义利协调、以义为先”思想。它认为，追求利益不应成为商品生产的唯一动机，还应考虑到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秩序而言，相比于追求个人利益，道德和正义更为关键。
再比如，儒学中的“德法并重、以德为先”思想。它强调，遵守道德规范要优于和重于法治刑罚。认为让人们因为害怕受法律惩罚而守法并不是长久之计，而让人们自愿守法才是最佳选择；“法”往往聚焦于惩罚上，而“德”重点在防患于未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来看，调解和仲裁往往是处理争端的首要方式，人们不会动辄就进行法律诉讼。
在印度和西方国家，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似乎落后了，而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运行良好。这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和反思。我相信儒家价值观将继续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持久影响。
维珊（罗马尼亚汉学家）：西方文化正危机重重。要化解危机，需从儒学和中国文化中寻找办法。在世界未来的文化格局中，儒学和中国文化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必须吸收儒学和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中可供借鉴的价值。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举的，其中儒家思想是主导，佛、道两家思想是辅助。中国文化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主多元格局，从根本上讲是与儒家思想重视现世生活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现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多种多样，并非一元文化所能满足的，因此，各种不同层次、类型的文化都应各有其位置与作用。相反，如果像西方价值观那样，把人们的价值取向集中到对来世的救赎上，那么对唯一的“上帝”的虔诚信仰就会产生排他性，就可能将其他文化视为异端。如果这种排他性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挑动，就可能引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冲突甚至战争。
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外来文化也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先后在中国传播。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是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的以佛教为主要标志的印度文化，其次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从西亚地区传入的伊斯兰文化，再有就是13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西方文化，到了近代主要是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传入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传入中国。
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一口“酱缸”，任何外来文化到了中国都要被“酱”住，都要被“中国化”。这样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会经过相互认识、了解、吸收、融合、转化的过程，其间也难免会发生某些排斥、冲突的插曲。儒学文化是开放和包容的，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但是，一种文化要吸收和融合另一种外来文化，不会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黎锦熙曾经以吃饭来比喻中国历史上消化、融合佛教文化的历程，他说：“这餐饭整整吃了千年。”
罗亚娜（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在当今世界，不管大家谈论的是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核扩散、疾病、犯罪、恐怖主义，还是能源与水资源的短缺以及贫困、买卖人口、基因操纵等，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国家、单一文化的力量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却更多受到家庭集体和社会集体主义的影响。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其他人、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这种“以德为邻”的思想可以为今天我们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提供重要借鉴。它是一道有力的光，透过复杂的历史迷宫为我们照亮通向人与人和睦相处、国与国和平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道路。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儒家政治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中有关努力实现社会稳定的见解、方法和措施，以避免和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冲突。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关心人民疾苦、重视当政者的个人自我修养，其总体目标是人们和睦相处、世界和平发展以及社会长治久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可以而且应该为将世界变成一个互助共荣的命运共同体而奋斗。在这方面，儒家政治思想可以为今天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和发展相互关系提供借鉴。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撑，也可以为别的国家的价值观建设提供借鉴。
比如，儒家思想主张的“忠恕之道”，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当双方存在着利益冲突时，只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么，经济活动中就可以多一份诚实、少一份欺诈，市场交易中就可以多一些安全、少一些犯罪，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就会增加关爱而减少摩擦，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就会健康得多，大家所能获得的总体利益也就会更多。
鲁博安（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中国部主任）：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今世界上，读过孔子著作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多。在20世纪美国的一位知识分子列出的100位曾经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重要人物中，孔子位居第五。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文化范围内，而且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行为和观念中。凡是读过儒家典籍和吸收了儒家思想的人，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促进自己思想智慧的丰富和发展。
孔子是古代世界上充满智慧的几位圣贤之一。他倡导“仁爱”和“仁政”，探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世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东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面对正向人类袭来的当代各种危机，我们需要一场思想和价值观的革命，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摆脱过去那种重视个体而忽视集体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式。
“独立个体”概念作为西方道德理念的思想基础，至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它或多或少地为自由放任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道德基础”，造成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出现了大批极端地奉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他们凭着“行使个人权利”的说辞，为个人“毫无限制的自由”，为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进行辩护，而不惜妨碍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正义。在今天的世界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它们已变得有害而无益，国际社会不应再留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相比之下，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重视集体的作用。儒家思想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集体和社会的一分子，同集体和社会中的其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决定了一个人必须在行使个人权利的同时还要尽到对家庭、集体和社会的义务与职责。这些观点显然与西方价值观信奉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强调的所谓“理性”“自决”“自立”“自私”等，是截然不同的。
目前，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之中。它的发展壮大已经引起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一系列变化。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世界文化秩序的变革和重建中，儒学和中国文化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恰恰是应对当今世界遇到的诸多问题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当然，儒学工作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贝多芬的音乐不只是德国人爱听，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已经走向世界被人们所普遍认可。然而，儒学尚未完全走出“唐人街”和“华人圈”，它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似乎仍是一种遥远相隔的奇异文化。
颜炳罡：儒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与时俱进，“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文化冲击与挑战，儒学开始了自我调整、寻求自我突破的历史过程。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物质上的富有与充裕，应该转化为精神上的富有与高尚。古人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何引导人们过一种理性、高雅、有品位的精神生活，是当代儒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三
鲁博安：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对话的目的就是鼓励不同文明从孤立、封闭、自大的意识中走出来，转向乐于向其他文明提供自己所特有的、于人类有用的东西，同时也乐于接受和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点、长处，以利共同提高。
怎么样实现对话呢？最为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尊重每一种文明的平等地位；二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三是坚持自愿的原则。开展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应是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自愿的信息交流与切磋。只有这样，对话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需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儒家思想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理念，承认所有国家和种族的平等地位和各自特点，鼓励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值得生活在战乱、冲突不断的当今世界的人们反省和思考。
王殿卿：一种外来文化，若想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首先克除“水土不服”的问题。实践表明，在中国这块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土地上，任何外来文化，不与儒家文化对话、交流、互鉴，将难以生存与发展。同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不与当地的主体文化对话、交流、互鉴，同样也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坚持文化自信、自立，是任何一种文化得以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只有坚持文化自信、自立，才有资格与其他文化对话，否则就会失去对话资格。当然，文化自信、自立也要有度，若超过了界限，就会异化为文化霸权，就会带来冲突。
苏丽：不同文化交流和对话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交流和对话，不同文化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并不断丰富、提高。但是，一种文化在向其他文化学习过程中，要坚持自己的本色，不能迷失了自己。东方文化在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时，也要注意对西方文化中的东西加以鉴别，采取有扬有弃的科学态度。
李存山：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只有某一种所谓普世主义的文明，不可能幻想使其他文明都归化于一种文明。世界需要建立和而不同的全球伦理，它是建立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互鉴并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的，它的首条规则应该是儒家思想一直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炳罡：“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是儒家文化的一条基本理念。“并行不悖”是前提，“和而不同”是方法，“保合太和”是目标。“并行不悖”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世界不同文化在世界上共同存在，但不相互妨害；“和而不同”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身独立性而和谐相处；“保合太和”是说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断完善自己，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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