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与好莱坞电影争夺中国电影市场的比拼中,国产电影捷报频频,2015年国产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六成以上,好莱坞电影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甚至出现水土不服的迹象。然而,在与好莱坞大片的殊死对抗中,中国电影又出现生态失衡现象。电影产业多以市场效应论英雄,创作观念重娱乐轻思考,如此态势令人警醒。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频道第十五届电视电影百合奖的获奖和入围作品坚守主流话语阵地、坚持塑造国家形象、体现民族精神,用高质量的作品雄辩地证明,电视电影虽然体量小,却可以彰显大气质,也可以对当下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的市场风气进行有力匡正。
在凡人小事中展现人性高洁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什么人物的故事,传递什么精神,这影响电影核心竞争力的高下。当下,一些电影为了追逐高票房、高关注度,张扬欲望狂欢,重低俗轻崇高,重感官轻精神,热衷于表现丛林的动物法则和以弱肉强食生存欲望为合理的人性黑暗面,不断降低人文底线和道德标准,这种不良倾向应当引起电影人的警惕。
其实,境界崇高和世俗欲望是人物性格的两元。人物若没有欲望,就是不真实的人物;若沉溺于欲望,则使人物堕入世俗卑琐。电影频道出品的电视电影在呈现人物向上向善的精神境界时,注意表现这两元的对峙与合成,使人物真实不虚空。尤其是这届百合奖的入围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学特征,即趋向写小人物,却不去消费卑琐小人的卑琐小事,而是在写平民的世俗生活时,挖掘出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对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从而展现人性的高洁。
电影《妈妈去哪儿》中的刘桂香精明算计,带着乡土气。影片没有在这个性格基调上停滞不前,而是随着刘桂香的丈夫矿工老满意外身亡,她带着亡夫的遗孤臭儿寻找生母,为了救臭儿不顾生命危险,最后收留臭儿的情节推进,使这个人物动作目的不断发生变化,精神境界也得以次第拓展。可见,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样可以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追求同更多人的幸福愿景融合在一起,走向崇高。人物境界的崇高还表现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尊严感和是非感上。电影《生死船票》讲述了在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的时代背景下,当铺金朝奉手握三张诸多权贵向往的驶往台湾的船票,不惧恶,心向善,坚守不到期不死当的承诺,表现乱世人心中对诚挚的守望。而这个精神境界的支点,来自于他所仰慕的女地下党员在慷慨赴刑前留给他的一句期许:新时代需要新好人。《梨园伯乐》中的商人牛子厚痴迷京剧,把光大国粹艺术当成人生梦想,创办京戏科班“喜连升”,培养一批灿若星辰的京剧大师。影片以传奇和风俗相融的样式展示牛子厚从凡人走向文化伟人的精神历程。
在类型探索中寻求有效表达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也就是如何进行艺术表达,这关乎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成败。电影只有被观众欣赏和品味,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意义才能得以生成。正所谓内容为王,叙事为先,内容表达得好不好是观众决定看与不看的重要因素。只有艺术表达走心,观众接受时才会入心。第十五届百合奖的入围作品,乃至近两年电影频道推出的作品,普遍注重有效表达,这是中国电影叙述手段发展成熟的表现。
艺术表达的基本要义是类型定位。类型化程度越高,电影表达的有效程度也就越高。中国电影产业十余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告别“大锅菜”的“乱炖”时代,逐渐走向类型化的发展之路。经过不断探索,电视电影的类型艺术发展已经发生可喜变化。创作者追求创新,不拘泥于定式,在坚持类型化的同时注入复合元素,注入文学精神,使作品告别陈旧感、机械化。比如,电影《诱狼》的战争叙事追求场面和气势,力图用视听冲击形成强烈的带入感和裹挟力,让观众身临其境。影片中的“狼”意旨日军所谓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创作者利用英雄叙事,将主人公曾雍雅“诱狼”时的静气、“激狼”时的灵气、“毙狼”时的英气精彩酣畅地呈现出来。这种将战争叙事和英雄叙事有机融合的做法,使这部类型作品拥有了一种文学力量。《毛驴县长之大事小情》把喜剧元素和生活剧元素糅合在一起,将清代县官伍十成惩恶扬善、革故鼎新、廉政为民的故事演绎得风趣幽默,既有传奇性,又有日常性,言近而旨远。电影《神眼之红毛鬼》用一桩连环杀人案引出传奇人物——身怀“码踪”绝技的羊倌马宝忠,创新地在悬疑侦破类型中注入生活剧元素。儿童电影《巴图快跑》里,少年想骑老马巴图参加那达慕盛会,成为赛马英雄。创作者用“他们能否创造奇迹”的悬念贯穿全剧,最终引出“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精神品质论高低”的题旨,寓教于乐。此外,角度和结构的精心选择也可以彰显创作者的艺术智慧,让常规题材呈现出新意。比如,电影《基隆》以台湾渔船上的大陆船工陆天青的视点切入,描写他与槟榔妹吴念念从对抗排斥到相识相知,最终消除偏见隔膜、相依相偎的故事。影片不重情节而重情绪和细节,这种巧妙的结构生发出动人的艺术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挖掘深邃意蕴
讲好中国故事,就不能停留在生活表层,还要向生活纵深递进,这一点影响电影竞争力的厚度。在浮躁心态的影响下,一些电影人急于一夜成名,很难潜心对生活进行深度挖掘。再加上时下业界有一个误识,认为电影艺术进入了一个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把创作引入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将感官刺激当成时尚,热衷于快餐文化和粉丝电影,导致有些作品好看有余、深度不足,圆润有余、新锐不足,缺少领衔之作、扛鼎之作和耳目一新之作。
然而,身处在这个全民族践行中国梦的伟大时代,我们更需要有生活深度和思想深度、反映和引领社会风尚的作品。近年来,电影频道的作品注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直面生活,洞悉人生,追求深刻意蕴,指明生活与时代的趋势。比如,电影《耳蜗》从身患耳疾的孩子丢失耳蜗的故事切入,带出一个家庭的焦急与悲情,引出一座城市的关爱和互助之情,现实主义风格给作品带来了温馨隽永的艺术力量,引导人心向善,引领社会风尚。电影《蚀之江枫渔火》根据茅盾的名著《蚀》三部曲改编,呈现大革命时期江南小镇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勾画出他们的追求、动摇和幻灭,引导观众认识那个时代,思考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基因,提醒人们防范群体精神弊病的出现。电影《热干面的味道》围绕码头、渡轮、小面馆等生活化的地点呈现两代人的爱情,折射时代风貌和人事变迁。创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里发现美,使作品洋溢着善意、诚意和暖意,用正能量为当下的社会风气提供精神营养。
总而言之,经过多年发展,电视电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艺术生产,或是类型探索,还是市场营销,都逐渐走向成熟。“互联网+”时代已然到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电视电影人应该静下心来,用创作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探索提升核心竞争力,追求对生活的新发现、对艺术的新表达,为中国电影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创作模式。
(赵葆华,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