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描绘了五六世纪之交北魏首都洛阳城内以及东、西、南、北周边地区1300多座佛教寺院的繁荣景象,作者杨炫之不仅用优美的笔触记述了洛阳佛教寺院的壮丽华美,还记载了当时的政治事件、人物活动、社会风俗、传闻逸事,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洛阳伽蓝记》的赞许:“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这部书不仅可以作为古代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来学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
《洛阳伽蓝记》语言优美,但并不是堆砌辞藻,虽多用骈体,但没有呆板雕琢,音韵和谐,清新隽永,读之朗朗上口;《洛阳伽蓝记》之所以能够流行1400多年,除了作者的文笔细致秾丽,更重要的是其能够言之有物,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常读常新。
众所周知,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一开始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代国,四世纪末(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五世纪末(公元494年)迁都河南洛阳。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但北魏鲜卑族人统一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一度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实现了“诸胡咸服,西域复平”“贡使往来不绝,商贾经年盈路”,汉末以来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复兴。北魏统治者很清楚地意识到“财者,国之本也”,北魏刻意经营维护的丝绸之路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大规模相互交流与借鉴。《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居住着“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公元五六世纪,佛教文化在南亚、中亚盛行,也带动了北魏都城洛阳佛教文化的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魏旧都大同云冈石窟、新都洛阳云门石窟,以及都城中重大富丽堂皇的佛教寺院,就是北魏与西域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美礼物。
佛教原本是两汉之际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异域文化,但经过在华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至北魏时期佛教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中国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同时大量建造佛寺、佛塔、铸造佛像,也是其吸收汉文化既定国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史学,常将“五胡乱华”视为一团黑暗,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之间大碰撞、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很多北方少数民族正是通过中国化的佛教,间接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比如《洛阳伽蓝记》讲述景林寺时,提到给该寺做石铭的国子博士卢景裕“学极六经,说通百氏”,“注《周易》,行之于世”,对汉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同时又有佛教信仰“性爱恬静,丘园放敖”,佛教中国化已经渗入心髓。笔者读《洛阳伽蓝记》的心得是,该书所记诸寺,篇篇皆以“胜地”总领全文,有着中国皇家气象的雍容华贵,但同时又都以“幽静”二字贯穿首尾,透着淡淡的佛门禅机,脱俗而睿智:正所谓“虽云朝市,想同岩谷”。
《洛阳伽蓝记》不仅适合文史哲专业的高校学子研习,也适合广大国民阅读,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历史文化理解,提高对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宗教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修身养性,正如著名歌手周杰伦以《洛阳伽蓝记》为背景创作的《烟花易冷》(又名《伽蓝雨》)中唱到的:“千年后,累世情深,还有谁在等;而青史,岂能不真,魏书洛阳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