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间双向流动的通道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将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随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获得持续深入的研究，“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走向和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地中海世界之间的陆上丝路，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往来通道的合称。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以下简称荣著）是荣新江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第三本书。本书以中古中国尤其是唐代为主，从阿拉伯、波斯、印度，到新罗、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史均有涉及，重点考察经过西域地区的陆上文化交往。本书强调文明之间交往的双向性和互动性，肯定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而以中国为根本，带有鲜明主体意识的交往行动更具深远意义。此外，与前人研究较多注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思路不同，本书作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开创性地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效应。

活的、双向的“丝绸之路”

    首创于1979年的著名现代舞剧《丝路花雨》，以敦煌为叙事中心，歌颂了中国画师父女与波斯商人之间的真挚友谊。荣著从唐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切入，依据史书文献，考证当年萨珊波斯与唐朝的外交路径，进而推断，穿过中亚的陆上丝路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负外交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这样，《丝路花雨》中活跃在敦煌地区的波斯商人便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往来于陆上丝路的商队究竟由什么样的人构成？而唐朝笔记小说中描写的波斯胡商又是从哪条道路进入中国的呢？

    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亚地区各种语言文献，特别是粟特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以及近年来大量公布的粟特人墓志资料，荣著推断，从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就连吐鲁番文书所记和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大量萨珊波斯银币，也应当是粟特商人而非波斯商人带来的。

    此外，因为萨珊波斯（公元651年）的灭亡，大量的波斯王族、首领和使者涌入唐朝长安并留居于此，为唐朝效力。荣著根据出土的墓志考察波斯在华遗民的生活，以李素一家为例，说明他们如何进入官僚体系并融入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社会地位较低的波斯商人有些活跃于唐都长安一带，更多的则出现在扬州、洪州、广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荣著认为这些波斯胡商更可能是从海上丝路而来。

    无论是作为流亡者的波斯贵族，还是远洋漂泊而来的波斯商人，一旦进入富有深厚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逐渐脱离原来文化的束缚，变成面貌虽异，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但同时，在被改造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也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并致力于把波斯文化传入中国。祆教、景教随着波斯人而进入中国，如上文提及的李素一家，即便他们改波斯姓为“李”姓，几代人在唐为官，却仍保持景教信仰不变，且并未影响他们参与唐朝的政治运作，甚至礼仪活动。可见，文化交往是双向的、互动的，浸润缓慢的。

文化交往中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制度建设之于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向上理解。其一是行政区划分和管理。其二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荣著注重考古新发现，考辨一丝不苟，又能融合历史关联与想象推测，旁征博引。1984年，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出土了《杨良瑶神道碑》，使杨良瑶这位史传中尚未见载，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者形象浮出历史地表。碑文记载了杨良瑶的一生，而他出使黑衣大食的部分尤为精彩。不过，单凭碑文无法还原唐朝政府遣使大食的原因，更无从推想遣使大食之后的效果。荣著宕开一笔，从唐朝与吐蕃的紧张关系入手，分析了在吐蕃大举进犯唐朝之前的贞元元年四月，唐朝派遣杨良瑶出使大食的真正动机，并不像碑文所说仅仅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而是“要联合黑衣大食，请求其共同对付吐蕃”。因此，带着隐秘政治目的的使臣杨良瑶并未选择危险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是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前往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荣著讨论了广州作为当时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的特征，作为杨良瑶出海的条件要素，并联系当时有记载的航海线路和旅行指南，推测出海祭祀之所和出使往返时间，并以《旧唐书·大食传》记载“贞元中，蕃兵大半西御大食”，合理推断杨良瑶出使大食“往返如期，成命不坠”的事实。这篇海上西行的动人故事体现了有着鲜明主体意识的唐朝政府在政治和文化交往中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兰亭序》等汉籍的西渐及传播

    借助考古发现进行的历史研究，受限于出土资料的散碎和残损，考验着研究者的学养与眼光。荣著从德国“吐鲁番考古队”挖掘的文物和文献材料中筛选判定为库车（龟兹地区）出土的文献，考察唐朝龟兹地区中原传统国学典籍的流传。库车出土文献中包括唐朝的法律文书抄本《唐律·擅兴律》，韵书《切韵》写本，史书班固《汉书》等片段，以及汉化佛寺与汉文佛经等，虽然出土文献多不完整，但足以说明唐朝律令的使用、韵书的功能、史籍的研习、佛典的传诵，表明中原文化在龟兹地区的传播。

    荣著中有两篇研究王羲之字帖流传西域的文章。一篇以不同时期出土的和田文书中的三件《兰亭序》抄本为讨论对象，从其“紧顶着纸边书写”的特点推断其为“书法习字的遗存”，虽为临摹或习字之类，但意义非凡。我们知道，唐太宗极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不仅收藏了《兰亭序》的珍本，令近臣摹写副本，流传宫外，甚至临终时以《兰亭序》陪葬。敦煌《兰亭序》抄本的发现，证明民间《兰亭序》写本的存在。《兰亭序》抄本在敦煌和于阗地区的被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将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习字课本。

    另一篇讨论吐鲁番出土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尚想黄绮帖》，说明它比敦煌本要早很多，也表明王羲之的《尚想黄绮帖》是当时学生必须书写的作业，是至少自武周时期就存在的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范本。荣著认为：“《兰亭序》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

    然而，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域的接受处境，从目前西域当地出土的胡汉各种语言的文书材料来看，汉籍在当地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于当地胡人知识建构上的意义不是很大。荣著推测，文化传播的受阻并非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不畅，而可能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最根本的原因是安史之乱造成的历史阻隔。同时，还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自己的“传教士”，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侣曾经努力向西域传播汉化佛教经典和思想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分子也没有现身西域。

    倚重梳理考古史料，综合融汇前人研究成果，荣著能从大量的散碎材料中发现史实的蛛丝马迹，论述逻辑严密，读起来引人入胜。书中各篇议题汇合而为“丝绸之路”的总体概貌，也使读者获得中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印象。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既有丝绸，又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乃至人口，文化交流涉及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术等。盖因中国盛产的丝绸在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丝绸之路”得以象征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道路。若要突破“文明的冲突”论的限制，就更需充满活力与包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视野与立场，这是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之间双向流动的交往通道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