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颂》在芬兰的地位一如《沃尔塔瓦河》在捷克。”音乐学家约瑟夫·麦克利斯关于西贝柳斯的交响诗名作的这一界定十分准确。确实,作为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音乐运动达到全盛时期的代表性作曲家之一,同这一运动中涌现出的那些被誉为各民族音乐之父的作曲大师们如俄罗斯的格林卡、捷克的斯美塔纳、挪威的格里格等一样,其笔下的音乐有力地表达了自己民族的心声,展现了民族英雄、民族历史以及祖国河山的无限魅力。对于芬兰民族而言,在这种心声中还蕴藏着一层更深沉的内涵,那就是对祖国独立、自由的渴望以及为之进行不懈抗争的热情。芬兰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强大邻国瑞典的管辖(瑞典语至今仍与芬兰语同为芬兰国语),后来又沦为俄罗斯的附属国。西贝柳斯开始音乐创作时正值沙皇俄国对芬兰的统治日益严酷,芬兰民族反抗的怒火一触即发。西贝柳斯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音乐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
这位伟大的作曲家1865年12月8日生于芬兰海门林纳,1957年9月20日逝世于耶文帕伊。他共作有交响曲七部,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交响诗《库勒沃》《传奇》《四首卡莱瓦拉传奇》(其中包括著名的《图奥内拉的天鹅》)《芬兰颂》《波希奥拉的女儿》《塔皮奥拉》,戏剧配乐《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伯沙撒之宴》《暴风雨》,管弦乐《卡雷利亚组曲》,两部歌剧,一部独幕舞剧,近百首浪漫曲和歌曲以及一些钢琴和室内乐作品等。这些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也有冷峻的个人风格与深刻的时代性。
像《芬兰颂》这样堪称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些听者或许因为它跻身于“世界名曲”而失去对它的重视,但事实上,它的感染力与震撼力之强烈,在交响音乐的浩瀚曲目中十分独特。在表现芬兰人民苦难的第一部分中,乐曲开始时由铜管乐器强奏的压抑、阴郁,以及之后在低音弦乐的沉重背景之上奏响的号角音型,都属于最具吸引力的音乐。而在速度加快为快板的第二部分,随着音乐的调性转为明朗的降A大调,木管乐器奏出的温柔如歌、抚慰心灵的旋律最终发展为气势宏伟的凯旋之音时,那是令人心潮澎湃的狂喜时刻。
这首交响诗的创作过程甚至是曲名的变迁,都印证了那个时代芬兰民族的命运。1890年,沙皇俄国开始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权利等方面钳制芬兰,激起了芬兰人民普遍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文化艺术界更是产生了强烈反响。1899年,为了声援被迫相继停刊的报界,人们组织了为新闻记者募集资金的义演活动。《芬兰颂》就是西贝柳斯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晚会而作的。洋溢于这首激昂的交响诗中的爱国主义热情引起了沙俄当局的恐慌,因而作品在当时遭到禁演,为躲避审查,它曾经易名为《夜曲》,而在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城市演出时,它也曾被冠以《芬兰》或《祖国》,1904年在俄国的几个城市演出时,甚至被迫称之为《即兴曲》。
但西贝柳斯并不是一位只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写颂歌的作曲家,在他的音乐中,对生活的悲剧感与荒诞性,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意识和表现。经常作为音乐会返场曲的《忧郁圆舞曲》,也是许多管弦乐集锦唱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世界名曲”,它是西贝柳斯根据芬兰剧作家阿尔维德·雅奈费尔特的戏剧《库奥莱玛》(也译作《死》)所写的三首配乐中的最后一首,也是西贝柳斯所有戏剧配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描写了剧中主人公——一位垂死的母亲——的幻觉:夜幕之中,饱受疾病折磨的母亲躺在床上,一旁守护的儿子已经入睡。一道淡淡的红光照射进屋子,依稀听到远处传来的舞曲之声,母亲从昏迷中醒来,站起身环顾四周,无声地向音乐响起的方向走去。突然,从四面涌出一群幽灵,成双结对地跳着华尔兹,母亲加入他们起舞。终于,她气力耗尽,跌倒在地。她坚持着站起来继续跳舞。敲门声响起,跳舞的幽灵消失,音乐也随之停止了,母亲看见死神站在门前。
据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创作的《卡莱瓦拉四传奇》的第三首《图奥内拉的天鹅》,静谧、神秘、伤感,较之《忧郁圆舞曲》,氛围愈加阴郁,却同样引人入胜。作曲家在手稿上写下这样的文字:“图奥内拉是死神的王国、芬兰神话中的地狱,在它周围环绕着一条宽阔的黑水河,水流湍急。图奥内拉的天鹅在这条河上漂游、歌唱。”
这几首乐曲的知名度之高,甚至影响了很多对西贝柳斯了解不够深入的音乐爱好者对他在交响曲创作方面的认识。他的七部交响曲中,最长的第二交响曲演唱时间约为43分钟,仅就长度而论根本无法与马勒的鸿篇巨制相提并论。这两位伟大作曲家的艺术观也相差甚大。1907年11月,马勒前往赫尔辛基,与西贝柳斯有过一次著名的会面和谈话。马勒信奉交响曲即是世界,能够容纳世间万物于其中;而西贝柳斯则表示他以简练为目标。但西贝柳斯的简练绝不意味着宏伟感的缺少。事实上,当西贝柳斯笔下的音乐以其席卷之势将听者推向想象时空的巅峰时,那种灿烂壮丽的升华之境与动人心魄的雄浑之美,不仅堪与马勒交响曲的任何高潮相媲美,也是整个交响曲历史上最令人赞叹的大师手笔。在著名的第二和第五交响曲之外,他的其他几部交响曲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音乐爱好者的钟爱。
西贝柳斯对于交响曲艺术手法的发展,使得他有资格跻身于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到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古今最伟大的交响乐大师行列。对于这一点,以见解深刻著称的英国音乐家唐纳德·托维指出:“西贝柳斯立于19世纪末的交响诗的大师肩上,在他的不甚动听的作品里极为自如地前进……他的意图和写成的作品根本不是顺着奏鸣曲式的思路来的。他没有将成组的完整的主题,按照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依次出现的原则逐步发展,以获得戏剧化描述的效果。他只是用各种片段来使乐曲渐渐成型,直到一个完整的主题出现,作为全曲的高潮。他写一个最大的乐章,需要两个这样的过程,而有时,例如写《第三交响曲》的末乐章,用一个这样的过程就够了。结果是,西贝柳斯不用冗长的赘述,毫不踌躇犹豫,也没有为早先的曲式所困扰,在不太长的作品中,就达到瓦格纳的气势最磅礴的高潮,巴赫的托卡塔曲也许是这种音乐建筑程序的最近先例。”能够与巴赫相提并论,对于音乐家,这是何等的荣耀!
西贝柳斯辞世时享年94岁,他的高寿与莫扎特、舒伯特的英年早逝形成强烈对比。他出生于殷实的中产之家,不到中年就功成名就,他也没有留下多少被人传诵的逸闻趣事,这一切都让那些喜欢以浪漫和感伤眼光看待作曲家的人失望。但他的生平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即在去世前整整26年里,他再无任何作品问世。但他谱写出的作品足以奠定他本人以及芬兰在世界音乐版图上的重要地位。在纪念他诞辰150周年之际,他的不朽杰作奏响于世界各地。仅以他的第二交响曲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为例,今年一年之内有三个交响乐团相继演奏这首杰作,其中包括年轻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芬兰指挥大师列夫·赛格斯坦率领下的宽广而精湛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