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哲学创新

    冯契先生（1915年—1995年）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他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与造诣极深，创造性地建构了中西马融合的“智慧说”哲学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特点，其哲学创慧反映了时代精神，其哲学成果提升了现当代中国哲学的水准。冯契先生的代表作“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中哲史两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代表了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大陆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价值。笔者认为，冯契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哲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提出“广义认识论”，凸显“自由人格”，化理论为德性与方法

    冯契先生针对金岳霖先生的元学与知识论之区分，提出了广义的认识论，统摄知识与智慧、现象与本体、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冯先生指出：“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广义认识论研究中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冯先生认为，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以及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前一方面是冯先生思考的重点。在冯先生看来，金先生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无法解决“可爱与可信”的矛盾，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只有在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及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上，达到新的理论高度、新的哲理境界，才能会通中西，解决上述有关逻辑与方法论、自由学说与价值论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

    冯先生广义认识论的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他首先把金岳霖知识论“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以得自所与的概念来摹写和规范所与（以所与之道还治所与之身），扩充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冯先生考虑到“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这句话省略了一个主词——我，主体，在进行知觉和思维活动时，我即康德的“统觉”，具有自我意识，在意识活动中逐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性，“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运动就表现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互相促进的过程，也就是现实之道与心性交互作用的过程”。

    冯先生指出：“在人文领域，由于目的因成为动力因，‘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就成为从现实生活中吸取理想，又促使理想化为现实，而作为主体的‘我’便要求成为自由人格。人的自由是在实现理想的活动和成果中取得的。自由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发展了科学、道德、艺术等，同时也就培养了以真善美为理想和信念的人格，人们不仅按照理想来改变现实，也按照理想来塑造自己，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自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理想化为信念、成为德性，就是精神成了具有自由的人格。所以人格是承担理想的主体，也是实现理想的结果。”

    提出“智慧学说”，强调转识成智，肯定理性直觉，达致超名言之域

    本来“广义认识论”就是“智慧学说”，但我在这里还是略作一点区分，把“智慧学说”作为“广义认识论”的高级阶段。冯先生受到康德哲学和金岳霖哲学的启发，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点上提出了著名的“四问”：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

    冯先生肯定了认识辩证法和生活实践的辩证法。从对象说，是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进入为人所知的领域；从主体说，是精神由自在而自为，使得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成为自由的德性。他指出，人们把握了适合人的需要的现实的可能性，以其作为目的，创造条件而使之化为现实，便是创造了价值。包括功利和真善美在内的一切价值都是现实的可能性和人的本质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在文化创造中，造就了自身，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意识。“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终于达到转识成智，造就了自由的德性，体验到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

    如何达致超名言之域呢？冯契先生指出，转识成智主要是通过理性直觉达成的。同时，理性直觉的会悟伴随着辩证综合（的论证、表达）和德性自证（的反思、验证）。他指出，理性的直觉并不神秘。理性直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具体生动地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种领悟本身是理论思维和德性培养的飞跃。理性直觉中包含有思辨的结晶，它需要用思辨的综合加以论证。理性直觉中也包含着德性的自由表现，它需要在言行一致的人生实践中加以自证。因此，从名言之域到非名言之域，从知识到智慧，这一飞跃是理性直觉，也是思辨综合与德性自证。

    冯先生哲学的重大突破是把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统一了起来。近世以降，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对立，集中反映了科学与人生的脱节、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协调。人的理性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本质区别，这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活动越来越以理性为主导，非理性的诸方面越来越具有理性的色彩、理性的精神，直觉越来越成为理性的直觉。但冯先生反对理性专制主义，反对把一定历史时空下的理性的东西凝固化、绝对化，肯定非理性、无意识的创造作用，同时又防止非理性的泛滥，主张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联结。“怎样在理性的指导下使理性与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统一起来呢？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人的精神力量，使人性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合乎人性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就是智慧。”

    肯定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以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追求

    冯契先生整合了工具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他指出：“在精神价值领域里，同人的精神力量知、意、情相联系着，有真、善、美价值的创造，体现在科学、道德、艺术等文化成果中。文化的价值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而有功利性，因而具有工具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人在其中能获得精神的满足，所以本身即是目的，因而具有内在价值。人在鉴赏艺术与自然美中有美感和愉快，在与人为善的德行中有幸福感，以至智慧的灵感给人以激动和超脱感等，也都可说是欢乐，但这同平常说的‘利，所得而喜也’的快乐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乐趣，确是不计利害，无所为而为的。”

    冯先生认为，价值的创造就是化理想为现实的活动，反映现实可能性的概念和人的本质需要相结合而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人只要一贯地坚持理想、信念，习之既久，成为自然，感到天道和性是统一的，天道仿佛是我的理性所固有的，这才真正成为自由的德性。

    关于“德性自证”，他仍然是在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阐发的。他指出：德性自证的前提是对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的辩证综合；德性自证的过程并非只是主观的体验，而有其客观表现，即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同时他肯定德性之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反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即达到了本体的理境。

    冯先生的智慧之境是通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达成的。他的智慧说三篇的落脚点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他指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与圣贤人格不同，他提倡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即平民的个性发展，“理论化为理想，化为信念，成为人的德性，那也一定成为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品格”。

    冯先生由知识到智慧之境的飞跃，是通过自由劳动即自由的感性活动来辩证统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又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过程，包括理性直觉、德性自证的过程，发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统合自由个性与集体精神，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境界的理想目标。因此，冯先生超名言之域的达成过程同时又是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其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都是社会实践、文化创造和人性全面自由发展的诸环节。

    对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梳理与深度分析，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

    改革开放初期，冯先生在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的规律探索上开风气之先，他批评教条主义与“左”的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对哲学史的定义作了新的概括，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特别是认识辩证法发掘与诠释史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作了深刻探讨。

    冯先生用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的三分，把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有无、理气之辩，名实、形神、言意、知行之辩，坚白、同异之辩及逻辑范畴“类”“故”“理”的讨论串联起来，具体考察了哲学史上的认识矛盾及哲学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特点是：较早地发展了辩证的自然观和辩证逻辑，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个认识论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与多方面考察；认识论深化为德性修养，培养人格，实现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认识理论转化为科学方法，观象穷理，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盟。

    冯先生深度考察了中国哲学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在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等。他发掘了孔子“仁智统一”学说，认为隐含着人道（仁爱）原则和理性原则的一致，真正的道德基于理性的自觉，认识过程也就是德性培养过程，而学思结合，言行一致，使人的美德随之被培养起来。以后，中国哲人多从“天人”关系来探讨人的自由问题，使认识论问题与伦理学、美学相联系，即通过处理好己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道德实践或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儒家文艺理论上的“言志”说和庄子“庖丁解牛”等寓言中的“技”进于“道”而获得自由的描述，触及了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成为中国美学史上意境理论的滥觞。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因、主要范畴、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以“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的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与理论成果作了深入地探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此外，冯先生对中国辩证法的洞悉与揭示，驳斥了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哲学的浮泛之论，强调了我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贵阳孔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