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从哪儿来？

    记者从“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组了解到，《魏书》《隋书》等多部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为探寻蒙古族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使研究者又向真相靠近了一些。

    “蒙古族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各持其说，有“匈奴说”“丁零说”“突厥说”“鲜卑说”等争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支持时间最长的课题，“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自2012年9月正式实施以来，汇集中外优秀专家学者，搭建长效合作机制，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新科技手段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同时连续开展卓有成效的田野考古、实验室考古以及组织数十场专题研讨与论坛，并陆续出版了系列专著，其学术影响受到国内外学界密切关注。

独木棺、红玛瑙珠的意义

    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对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进行了系统钻探和正式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

    岗嘎墓地现已探明有古墓葬86座，是呼伦贝尔草原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通过考古发掘，墓葬具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岗嘎墓地的年代为公元8～10世纪，以独木棺为主要葬具。项目组的专家介绍，独木棺是根据人形大小，多选用一段松木，将中部凿空制作而成，保留树干的两端成为实心的棺头，将死者和随葬品放置其中，用树皮或兽皮包裹。已发掘的独木棺，其大小、粗细不尽相同。最大的一个，长达223厘米，宽45～56厘米。根据《元史》等历史记载，蒙古皇族都使用独木棺作为葬具。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岗嘎墓地发现的独木棺形制为此习俗找到了重要源头。

    此外，岗嘎三座女性的墓葬中，均在墓主人的颈部发现了红色玛瑙珠等饰品。项目组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向记者强调，这与文献记载室韦人“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以及“富人以五色杂珠垂颈”相印证。同时，成组的弓、箭、箭囊、马具等骑射用具的发现，与文献记载室韦人“用角弓，其箭尤长”以及“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相符合。由此项目组判定，岗嘎墓地是一处室韦人的墓地。

史料中的“蒙古”

    室韦人与蒙古人有何关系？“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子项目“蒙古族源的历史文献研究”给出了答案。

    该子项目的负责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张久和介绍，蒙古族是以室韦-达怛部落为核心，吸收突厥语族等其他部落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关于蒙古族源的历史文献，室韦史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课题组对12部文献中记载的23种室韦专传和48部文献中记载的389条散见史料进行排比、校勘和注解，形成一部室韦史料汇编。

    据了解，室韦自北朝的《魏书·失韦传》时见载史册，之后几乎历代文献都对其有记载。其中，《魏书》《隋书》《通典》《旧唐书》的相关记载最为重要，史料价值最高。比如《魏书·失韦传》中概述了失韦的地理方位、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状况、语言、风俗习惯及其与东魏政权间的关系等内容。张久和说，失韦，即“室韦”。对于《旧唐书·室韦传》中出现了“蒙兀室韦”的提法，他表示，这是汉文献对“蒙古”最早的汉字译写形式，标志着“蒙古”见诸史册。

与现代蒙古人有传承关系

    项目组对岗嘎墓地中的18例人骨标本进行了形态学鉴定与人类学观测。在对来自骨骼上的各项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后，得知：该墓地古代居民死亡年龄分布在青年（15-23岁）、壮年（24-35岁）、中年（36-55岁）三个阶段，尤以壮年居多。

    专家们还对相对完整的颅骨样本进行了观测。他们发现，这些标本与历史上发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颅面特征颇为相似，又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人种的中央亚细亚类型的居民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据了解，中央亚细亚类型主要分布在现今的蒙古国以及我国的内蒙古地区，在广义上属于蒙古高原地区，是当今蒙古族的主体人种类型。

    王巍介绍，根据发掘者的初步研究，参考伴随出土的富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陶器、铁器、青铜器，以及玛瑙饰品、银制带扣、桦树皮箭囊等遗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综合独木棺的葬具以及曲肢的葬式，可以初步认定：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五代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史料的研究则对考古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蒙古族源的探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