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做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其恢宏的思考空间,促使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此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而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做出改进是必要的。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