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些抗战戏剧

    纪念抗战胜利70年，我想起那鼎盛一时的话剧。话剧有娱乐作用，有宣传作用，有组织作用，用今天的新词来说，它是抗敌制胜的软实力。今天纪念抗战，不能不强调它的贡献。

    谈到抗战时期的戏剧运动，史家重视大都会大剧院演出的大剧团的多幕大戏，像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屈原》，都是代表。抗战时期我没到过大都市，没有机会做它们的观众，只能读剧本，我读《雷雨》也读《屈原》，诚然艺术价值很高，意识形态很强，然而谈及对抗战宣传的直接贡献，不得不提到许多规格不那么高的戏。

    那时候，话剧团、话剧队都要演戏宣传抗战，他们要戏剧上街，戏剧下乡，戏剧进工厂，戏剧上前线。这些地方没有条件演《雷雨》，演《屈原》，这些地方的观众，多半听不懂屈原说的话，整出戏的微言大义、古为今用，他们也不能体会。到这些地方去，都是由小剧团、小剧队演，剧作家为他们编了很多小戏，有些编剧跟着剧团走，一路上随着战局的发展编新戏。这些小戏在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农民和劳苦大众的理解能力和人生哲学。“敌人打进来了，杀人放火，咱们把他赶出去。”“别看中国人好欺负，狗急了变狼，人急了变流氓。”“你也只有一条命，你也是血肉之躯，白刀子进，照样红刀子出。”“你人少，我们人多，每个人吐口唾沫也淹死你。”“你的飞机再多咱也不怕，天上的乌鸦那么多，拉屎也没拉到我身上。”“大炮声音很响，一个炮弹一个坑，一个萝卜也是一个坑，大坑小坑咱们见多了，我正好想挖个养鱼池，你炸个大坑，我省很多力气。”……这些话，劳苦大众爱听，老大娘老大爷爱听，听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为全民抗日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些演员上了台，大幕拉开，立刻变成响当当的人，创造另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看戏的庄稼汉，好像脱胎换骨，觉得我这一辈子并不仅仅背朝天、脸朝地，汗滴禾下土，机会来了也能顶天立地。

    那时候还有一种街头剧，街道旁边就是舞台，走路经过的人不知道是演戏，停下来看个究竟，人越聚越多。有一出街头剧叫《放下你的鞭子》，一个老汉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街头卖唱，实际上就是做乞丐，小女孩没饭吃，饿昏了，唱不出来，老汉还要打她。观众看不过去了，上前干涉，这才知道老汉是难民，家乡给日本军队占了。下面当然是老汉控诉日本军队的暴行，观众义愤填膺。这出戏没有一定的台词，也不需要特别准备服装，几乎人人可以演，处处可以演，连我都演过那个唱歌的小女孩。那个老汉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两句话我就是从那时候学会的。一个小型的演剧队可以一面走一面演，这个村子演完了到下个村子，一天演三场两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中国坚持抗战到底，兵学家蒋百里有一句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跟他讲和！”于是，数不清的可泣可歌的故事产生了，数不清的话剧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地方上的人为他们在野外临时搭一个戏台，不是镜框式，不是三面墙，这种舞台把三面墙都拆了，三面都是观众，观众太多了，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没有现代的扩音设备，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大家还是站在那里看。人民大众有创造力，一面看台上的动作，一面自己编剧情，也看得非常入神，回家以后一个月两个月茶余饭后谈起来没完没了。这些剧团剧队到农村，到山区，到很偏僻的地方去，演员有了这样热情的观众，他就不怕苦了，不要命了，有些演员累病了，病了又找不到医生，累死了。

    我也看过两出大戏。吴祖光编写的《凤凰城》，号称是第一部抗战剧，但是我到抗战胜利了才看过。凤凰城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地名，那里有一个爱国青年叫苗可秀。这出戏分成四幕：第一幕，日本军队在东北作恶太多，苗可秀辞别他的新婚妻子，参加抗日。第二幕，苗可秀跟日本特务斗法。第三幕，苗可秀带领农民起义抗日。第四幕，苗可秀被俘，不肯投降，有一个韩国派出来的女间谍想救他，没有成功，日本人把他杀死了。抗战胜利以后我到东北，坐在火车上行军，看见车窗外面一个车站的名字叫凤凰城，便想起《凤凰城》这出戏，想起日本兵抓走苗可秀时，他怀了孕的妻子叫着：“可秀！可秀！”声音很尖锐，很响亮，很悲愤，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到现在还有大地震以后的余震。

    抗战剧还有一出大戏《野玫瑰》，非常卖座。重庆派出一个美女情报员，到北京的一个大汉奸身边卧底，间谍的工作很惊险，处处和敌人针锋相对，既有危机又有冲突，故事情节非常精彩。重庆还派了一个青年男子打进大汉奸的小圈子，情报员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男一女两个抗日英雄以为对方是敌人，折腾了一阵子才弄清身份，这个过程也很刺激。最后美女情报员掩护那个男同志逃走，又挑拨大汉奸和他的警察厅长翻脸，最后铲除了这两个卖国贼。这出戏分四幕，以那个美女特工做核心贯串全剧，地点和人物都集中，时间分成四个段落。我看这出戏的时候抗战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四面烽火，人的意识里充满了危机感，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危机四伏的间谍故事，那种孤臣孽子的感受特别深切。想到抗战太复杂了，太艰难了，大家一定要撑下去，撑到最后那一天。

    现在有计算机，有网络，秀才不出门，看尽天下戏，话剧反而稀有难逢。抗战胜利以后，《野玫瑰》拍成电影，名字改成《天字第一号》，我也看过。电影比话剧漂亮，正因为太漂亮，抗战时期的那种感觉也回不来了。电影只是“影”，话剧是有血有肉的人，台上台下，血管和神经相通相连。我喜欢那种感应，我怀念话剧。

    （作者王鼎钧为著名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