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是匈牙利犹太人,二战期间在布达佩斯被抓。父亲先被关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战争快要结束时又被送往德国的达豪集中营。我母亲14岁那年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集中营解放以后,他们结婚了。我于1954年出生在以色列,但我在25岁以前,很少关注大屠杀历史,从来没看过大屠杀电影,虽然看过两本写大屠杀的书,但也没有认真对待。在我家里,父亲很少提集中营的事,母亲也没有说过大屠杀,关键是我也不想听,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应该健康、幸福地生活。对我来说,提到与大屠杀相关的事情令我非常不愉快。父母去世后,我对他们所经历的大屠杀了解得就更少了。后来我通过阅读阿佩费尔德的作品,了解了大屠杀那段历史。再后来,我便开始研究大屠杀文学,开始书写和他那代人有关的经历。在我看来,犹太人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类型,一部分人好战,怀疑一切;另一部分人,或者说多数人对苦难非常敏感,有强烈的反省意识,作家就是这多数人中的一部分。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应邀撷取了我的自传体作品《匈牙利人合唱队》中的相关章节,与中国读者分享我的创伤体验。
也许我的母亲正和照片中的这群女子走在一起——也许她就是第二张照片中的第三个女人。这个女人的身材与步态与母亲的很像,那脚步是不是永远地在这里凝固了?我不知道这两张照片究竟是从一条大街的不同地方拍的同一批女人,还是从一条大街的不同地方,或者不同的大街拍了两批女人。答案实际上有可能找到,假如你想找到答案的话。比如,第一张照片中有商号名称,第二张照片中也有可以识别的标记。两张照片中的街道都是宽阔的商业街,其名称当然改变了几次。但除了遮蔽耻辱的那层厚厚的煤烟,其根本特征也许并没有改变。
在两张照片中,不管是女孩还是女人,穿着都很得体,她们身穿厚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第一张照片中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女子)。在第一张照片中,有两个人跟在女人身后(是男人吗?也许是两个掉队的),右前方是一排男人在行进。看到照片左边人们的动作不可能不令人感到恐怖。这是1944年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在布达佩斯市中心。
我的目光被第一张照片中的晃动的影子吸引,仿佛有几分着迷(在另一种语境中我会讨论自己明显喜欢黑白照片,胜过彩色照片),那影子是伴随女子们同行的两个男子的头,那两个男子显然是匈牙利箭十字党的成员,旁边的影子酷似一支箭,指出了“行进”的方向,一支箭,一个箭十字,也许就是盘旋在头顶的某种鸟儿的影子,完全自由自在,拉开距离,在安全的地方监视着女人们往前走。
第二张照片的拍摄视角有所不同,也许摄于不同时间,影子几乎布满了整个地面。正在扩展的影子有两个突出部分:一个影子在行进着的女子脚下蔓延开来,那是流动的、流水般的、四肢很长的影子,除中间一只振翅的飞鸟形象外,看不清形状。另一个影子位于行进者的左侧,那是一幅幽灵般的影像:是身影和头影,上面伸出六只手,荒诞地复制出行进者高举胳膊的姿势——她们以那种举手投降的姿势走了有多长时间了?这张照片很可能就是这些女人留下的最后的生命迹象,这种情形,不禁令我想起一张曾多次出现在我噩梦中的照片,我曾因这张照片前去日本旅行——美国人在广岛投放原子弹而造成的一位母亲和她女儿影子的合影。整个地区在3000摄氏度的高温下蒸发,这便是母亲和女儿的命运,只有其照片保存在了广岛和平纪念馆里。
(作者伊戈尔·施瓦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钟志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