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记忆与失忆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年，遗忘是历史进程的一个自然过程，然而有些历史是不能遗忘的。为了后代子孙不再经历类似的苦难和暴力，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让那些真实的历史事实传承下去，被下一代人领会。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允许那一段历史被淡化、销毁、遗忘，更不能允许像有些人那样否认、编造，甚至美化那一段历史。

    英国著名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曾经写过一首诗，描写英国伦敦帕丁顿火车站里的一尊雕塑：在第一站台上，一位士兵穿着军装，背着新囊，奔赴法国和欧洲大陆，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诗歌的题目就叫《第一站台》。然而多年以后，在休斯的年代，熙熙攘攘的人们匆匆踏上第一站台，乘火车奔赴欧洲大陆，不是去参战，而是去旅游。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站台上那尊雕塑，那个穿着戎装、背着武器，即将走上战场的士兵。

    休斯很好地利用了记忆和遗忘两个主题，用一个悖论表现了遗忘和记忆的困境。雕塑没有大脑，也没有记忆，它只是一堆金属，却是最好的记忆。人们树立雕塑，为的就是记忆，因此它成了记忆的象征。而从这里出游的人们有大脑，也有记忆，但他们却已经遗忘，就像没有记忆、没有大脑一样。休斯显然是在说历史的重要性，他在用一个悖论告诉我们，有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们不能忘记。

    英国另一位著名诗人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ill）的长诗《爱的胜利》可以说就是一首希尔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他的记忆对象是二战时期牺牲的士兵、受难的贫民、遭到大屠杀的犹太人，但是他所谈的记忆不仅仅是每年举行的欧洲二战胜利日纪念仪式，或者仪式性的对死者的悼念。对于他来说，这些仪式越来越不能唤起真正的记忆，相反，它们可能越来越使人们麻木。

    这篇长诗的第13首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在某个教堂，人们在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出生命的士兵。牧师历数了他们的英勇、无畏、贡献、牺牲，并且暗示他们没有白白牺牲，他们已经进入了天堂，沐浴着上帝的恩典。希尔认为，这样的仪式是对真实的历史掩盖，完全不能够让人们认识，在那场战争中真正发生了什么。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士兵根本没有进入牧师高谈阔论的天堂，他们的尸体被踩进了泥浆，被倾倒进了多瑙河或莱茵河，被抛弃在荒郊野外。在我们的时代，在这样的仪式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正在被遗忘。

2

    如果我们看一看不同国家对二战的记忆，我们就会认识到，记忆和失忆都是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日本反映二战的电影，我们就会看到，美国更加倾向于突出珍珠港、硫磺岛等美国遭到侵略或伤亡惨重的战役，而日本可能更加倾向于突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冲绳决战等日本遭受惨败的历史片段。他们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实际上是他们现实需求的反映。

    电影《珍珠港》（2001）所反映的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事件，但它所要求人们记住的是美国遭到了无端的袭击，因此美国对日本的反击具有它的历史正义性。从珍珠港事件的惨烈程度、美国海军的巨大损失，人们也许能够理解美国人后来对日本所做的事情。虽然原子弹在长崎和广岛一共造成了12万人死亡，并且大多数是贫民，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恶多端、誓死不降，美国对日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日本对长崎和广岛的认识却与美国很不相同。在日本，每年在广岛举行的原子弹死难者纪念仪式往往是反战的，但同时也会凸现日本的受害者形象。日本会抓住任何机会来宣传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的毁灭性伤害。1999年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博物馆举行了（疑似受到日本赞助）“艾诺拉·盖伊号”主题展览，这架B-29轰炸机曾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小男孩”和“胖子”两枚原子弹，展览的言外之意是这架飞机是没有人性的死亡机器，这自然遭到了美国二战老兵的抗议。

    日本最近的电影所突出的二战记忆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特攻队”和“大和”号战列舰的沉没。《永远的0》（2013）讲述了一个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也是一名“神风特攻队员”战死在冲绳上空的经历。他的外孙、故事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得志的新时代年轻人，对那段痛苦历史知之甚少。他的好奇心不仅使他了解到了他自己的身世（外公不是他的外公），而且也重新发现了日本二战战败的历史。影片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与一般的日本民众区分开来，从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一般民众也是受害者。

    另一部备受争议的日本影片《男人们的大和》（2005）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代表着日本帝国力量与希望的“大和”号战列舰被美军击沉、葬身海底的故事。这是三千余名日本年轻士兵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战役，突出了“生存的勇气”“作为日本人的骄傲”，以及战斗至最后一人、“为国捐躯”的主题。影片被指有“盲目歌颂战争”的嫌疑，中国、韩国、朝鲜为影片企图复辟日本军国主义感到忧虑。唯一可能弥补它缺陷的一点是它的底层视角。影片以水兵与下士官的视点来描写战争，据作者所言，“他们当时是为了国家卖命，而政府却将之用完即丢，没有给他们一个交代”。也就是说，这些士兵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无论是“大和”号的沉没，还是“神风特攻队”，都是用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历史来说事，打的是悲情牌，希望以苦难来打动观众，赢得同情。然而，这些电影的一大盲区是日本发动战争、加害邻国的历史事实，以及给日本自身带来如此巨大痛苦的原因，这些是当代日本人选择性失忆的重要内容。

3

    记忆也与创伤有关，心理学告诉我们，自然灾难、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会在受害者心里留下阴影，会在受害者心里形成深刻的记忆，会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受害者，挥之而不去。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创伤性的记忆，作为一个集体记忆，它不断地在文学、历史、博物馆、展览等等文化媒介中出现。1987年，在犹太大屠杀发生近50年之后，英国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写了一首《流星》，再次将犹太大屠杀的创伤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诗中，一位犹太女性的亡灵打开尘封的记忆，以碎片式的叙事，讲述了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所遭受的残害与蹂躏。当行刑队停止了射击，人们都已经倒下，有人掰断了她的手指，取下了她的“结婚戒指”。然后，有个士兵发现她没有死，因此“解开了裤带”，对她实施了“强暴”。最后，还有一个婴儿在哭泣，一个士兵上前去，对准她的眼睛开了一枪。这位叙事者冲破了个体的心理障碍和民族禁忌，将个人所遭受的凌辱和民族遭受的创伤公之于众，让人们直面这个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

    达菲将主人公的个人记忆与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用“解开裤带”和难以启齿的“强暴”作为隐喻，不单揭露了战争在道德层面犯下的罪恶，而且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种族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位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的隐喻，她的灾难就是犹太民族在二战中所遭受的强暴。“弑婴”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样的隐喻效果，它是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控诉。

    纳粹大屠杀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对于当今而言，遗忘正在身边悄悄发生。诗歌特别描写了孩子们的行为：“历史课后，他们冲向玩具”。对于他们，过去的灾难只是印在教科书上的文字和图片。因此，在诗歌结尾，主人公用宗教仪式般的语言劝诫人们不能忘记，祈祷人们用爱和同情建构世界和平。

    心理创伤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记忆，它不停地回到受害者的心里，影响受害者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疗伤并不需要以牙还牙，疗伤需要的是真诚的歉意。德国为纳粹的屠犹罪行进行了下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对多年前屠杀或虐待土著居民进行过真诚的道歉，从而获得了谅解。人们期望日本有一天也能够这样做。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