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转型与改革支撑

缘起

    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下滑势头一直未有反转，且显著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什么拉开了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如何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释放？对此必须找出问题的内在根源，否则很容易治标不治本。分析表明，中国经济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更多是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政府与市场及社会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面向未来，中国需要尽快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其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经济增速创下1990年以来的年度新低，今年上半年又进一步降至7%。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总体不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比较稳定，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下行趋势呢？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所造成的吗？

    潜在增长率指的是资源基本达到有效配置这一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即生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现代市场制度建设基本到位。笔者研究发现，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红利不论，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到底是什么原因拉大了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

增长瓶颈的根源在于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亦即因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调整滞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如产业升级、需求方式转变等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根源因素。

    首先，与其他任何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要经过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要素驱动仅仅是阶段有效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但这个转变要取得成功是有前提的，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

    其次，中国还面临体制转型的问题。尽管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善，长期以来以要素驱动、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行业垄断、政府负债、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民间消费疲软等问题。对此，需要从长期治理的角度入手，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着手解决下述问题。

    一是解决要素驱动红利衰减的问题。要素驱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客观事实。但从长远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这种要素驱动的追赶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要素驱动本身是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阶段性有效的竞争优势，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等要素红利的衰减，以及国际贸易壁垒高筑、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外在持续压力，这一发展模式显然无法继续推动中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区域差异、个体的生产力差异以及经济发展驱动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发展驱动转换不应是一刀切或一蹴而就的。误以为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就是完全不要发挥要素规模投入的作用了，进而过早、过快地通过“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等手段，把一些产业或主动或被动地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这恐怕也是造成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迭代、完全替换的过程，它反映的是占据主导驱动的变化，后一阶段同样需要前一阶段的高度发展作为奠基，原有驱动因素作为存量和重叠还依然要发挥重要作用。否则，两头落空也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二是解决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公共服务功能欠缺、内生增长匮乏的问题。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过去以GDP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取得政绩回报。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事权是不匹配的。1997年土地招标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重塑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手段。于是，以城镇化为背景的土地要素的城乡流转成为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发展“加速器”的作用。

    然而，借助金融和资本的杠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杠杆和泡沫化。如果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波动，其中蕴含着的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将使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

    同时，政府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仍然不足，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不均衡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过多，从而削弱了居民消费，无法形成真正内生的发展驱动力。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的GDP占比仅约38%，这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是防止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新常态下，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为使得仍处于提升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平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合理增长，我们需要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有新作为。但需要强调的是，提倡政府简政放权及减少政府的越位，绝不应与政府不作为、放任经济放缓画等号，更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过快下滑，从而自我放松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坚定承诺和责任心态。

    上述这些问题解决了，加上政府施政效率和行政效能的提升，未来5至8年内中国保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以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驱动转换

    如前所述，中国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释放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之相伴的是，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牵引经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转型。

    为了推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近年来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自贸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近期又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这与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也许是最为契合的，因为互联网技术手段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处理方式，可以使得信息沟通的成本大大降低，有助于促进现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进一步逼近，从而带来运行效率的显著提升。

    不过，如果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作为支撑，这些战略举措仍然没法落地，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是有限的。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中国未来在这两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否则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与重构。有人认为，中国过去取得的成绩主要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政府的作用，是国有经济的作用，从而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认为国企改革就是要把国企合并，变为唯一的、绝对的垄断，好让国有企业相互间不竞争。但是，竞争产生效率，一旦国有企业垄断市场，国有企业的效率就会下降。此外，垄断了，民营企业如何能进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做好中长期发展，无法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没有边界，没有外部性，不会失灵，基本是万能的。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可取。

    未来的改革，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其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政府着重于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作用，为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面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必须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在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创新的互动关系问题，以改革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促发展，从而在发展中促创新。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