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年轻人看的书

    近日，《抗日战争》第二卷在上海书展首发，并立即和7月推出的第一卷一起，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书展期间销售情况最好的一种图书。在读者的期待中，8月28日，《抗日战争》第三卷也将登陆全国各大书店、网店。届时，三卷本《抗日战争》将全部集结完毕。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更多的人习惯于简易快捷的碎片化阅读方式的当下，一部全景式描写抗战的厚重之作能够受到读者的热切关注，并非易事。

    然而对这本书的作者王树增而言，出现这样的状况似乎并不意外。因为在一个多月前《抗日战争》第一卷问世之时，他就曾对这部打磨六年之久的作品表达了充分的信心，“我主张阅读的多元化，沉下来的阅读是必要的。题材决定厚重。只要读者读完《抗日战争》的第一章，我就有信心让他读完整部书。”

打磨六年的宏阔大书

    作为王树增“战争系列”中最为宏阔的一部作品，《抗日战争》以三卷一百八十万字的恢宏篇幅，记述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虽然此前王树增已有过创作《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争系列”作品的成功经验，但《抗日战争》对他而言，仍然是一场全新的写作。

    从史料收集和研读开始，《抗日战争》的写作长达六年之久。抗日战争涉及的战场广阔，参战人数众多，抗日战争亲历者遍布各地。尽管如此，王树增还是尽可能地查阅文献、踏勘战场、采集、比对、甄别，力求真实。经过海量阅读、精心酝酿和艰辛写作，最后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

    《抗日战争》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以重大战役战斗为轴，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突出反映并全景式地记叙了1937—1945年这八年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它对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战役企图、计划、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和战役经过，都做了详尽的记叙，特别是对战役战斗结局及其经验教训，从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予分析、总结与点评。

    “王树增对《抗日战争》这一恢宏历史的写作，结构坚实、叙述流畅，尊重历史现实的同时也抵达了很高的文学高度。《抗日战争》表现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特质，无疑是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最重要的原创作品之一，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都有巨大的认知意义和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对这部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精神上唤起民心”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军民抗击异族侵略经历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场伟大战争。王树增认为，这场战争的突出特点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军民用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维持了整个战争的进程，托举着整个民族的血脉。

    “抗日战争牺牲之惨烈，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一般战争的认识。我想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带着弘扬前辈精神的责任，尽可能地靠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王树增屡屡被打动。“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还有那些散落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华侨，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前提，就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

    伞兵出身、参加过对越反击战、至今仍是军旅作家的王树增，对战争有着切身理解，“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受到屈辱的话，普通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抗战八年，捍卫的就是‘尊严’二字。无论站在何种立场，都不能损害民族自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底线。”

    “我写战争系列，不是给老干部看，而是给年轻人看的。”谈及《抗日战争》的创作初衷，王树增表示，“我表面上写的是战争状况，实际上是想给当代读者提供一份精神上的启迪。”

    有一段时间，网络上一部分人怀疑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英雄事迹的真假，甚至对此事大加戏谑，在社会上引起很多关注。“我不反对娱乐，但革命先辈不能娱乐。”讲这番话时，王树增显得格外郑重。曾是黄继光所在部队一员的他，对当下年轻人和前辈之间产生的这种割裂深感痛心，“我采访过黄继光生前的上下级、战友，其中还包括把黄继光遗体背下山的卫生员，英雄的事迹都是真实的，不容置疑。”

    王树增坦言，创作战争系列作品，正是自己这种忧患心理和焦灼心理的产物。“英雄主义还是要讲一讲的。国外处处是纪念碑、博物馆，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前辈，而我们现在很多人似乎已经遗忘了历史。我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唤起国人的集体记忆，对民族精神进行一次集体补钙；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越来越强大，维护尊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精神上唤醒民心，如此而已。也可以说，这就是作家写历史的目的。”

    在王树增看来，拥有人文情怀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我崇尚‘文以载道’。我认为每一行都应承担社会责任，都要有基本的情怀。希望每个人的情怀都在。”

    （本报记者 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