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康上京影记

    临别之前，他轻快走到客厅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戴着古老银镯子的右手紧握着黑色碳素笔，左手按住本色手工绵纸包装的普洱茶生饼，一笔一画写下：确康 2015年5月10日。然后，他起身，双手将茶饼送给了我。他的脸上，还留着刚才那场有序的回忆而产生的血色、光亮和笑意，让我几乎忘记那天上午，他是刚从医院办完出院手续回家来的病人。

    确康叔叔今年80岁，年轻时用母亲手缝的白布口袋背着南糯山的普洱毛茶去北京送给毛主席。版纳的好友启虹带我去她的朋友明追家玩，明追是确康的女儿。

    时光，从两张因年深月久而泛黄模糊的照片上慢慢显影确康生命中的60年。照片摄于1955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张是来自西双版纳各民族青年代表的合影，另一张是确康个人的半身照。

    那一年春天，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的哈尼族小伙子确康20岁，是头人克确的大儿子。他聪明大方，跑到勐宋跟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学会说汉话，回到寨子充当了哈汉翻译。县里的电影队来寨子里放映露天电影，把确康找来同声翻译影片中的对白。确康很兴奋，大声将演员的汉语翻译成观众祖祖辈辈使用的哈尼话。

    确康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经常被南糯山小学请去课堂上，汉族老师说什么他就告诉哈尼族小学生什么，顺便学会了很多汉字。老年的确康可以不费力看汉语的杂志和报纸。

    确康热爱劳动和公务，被选为南糯山青年灭鼠队长，带领一群姑娘小伙“除四害”。

    有一天，西双版纳州政协委员克确给儿子带回一个重大的消息，让他参加云南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去北京见毛主席。确康的母亲听完就哭了，害怕自己的儿子出门走丢了回不来。“去么想去，但有点害怕，我们民族，很不出门。”确康叔叔笑着说，“我家爹有那种革命思想，鼓励我勇敢些，去北京。”亲戚们闻讯赶来，意见不一。确康的姑爹拍拍他的肩膀，说好事像轮子不停转，从你面前过你不要，就转到别人那里去了，永远不会再转回来。

    秋天来到美丽的南糯山。父母说，南糯山的茶叶很有名，毛主席肯定爱喝茶。他们亲手从自家的古老茶树上摘来明前春茶，揉捻、晒干，让确康带去北京送给毛主席。

    出门那一天，确康身着哈尼族盛装黑布新衣，黑色包头上挂着家传的银链子，脖子戴着银项圈，和胸前的两串银泡泡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神采奕奕，赤着脚快步走在通往格朗和乡政府的山路上。

    格朗和乡政府离确康家20多公里。乡政府的官员把他交给一位姓吴的老师，让他把确康带到勐海县城。还是山间小路。吴老师和确康走了二十多公里。那个晚上，他们一同住在勐海师范学校。第二天，吴老师把确康送到一辆大卡车上，让司机把他带到景洪。在景洪，联络地点是西双版纳州团工委。全团12个青年代表，版纳9个，澜沧3个，有傣族、哈尼族、佤族、拉祜族和彝族。团长由团委书记担任。他说，傣族州长已经给毛主席送了大象，还有大叭（头人）的金伞，这次就不送了。确康的礼物被认可，他背着那袋茶叶随团出发了。

    从景洪到昆明的长途客车，一路走了5天，再从昆明坐火车去北京。整个云南代表团有22个民族、49个代表。“在武汉，停下来两三天，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又坐上火车去北京。我们全部穿民族服装，到哪里都被人围起来看，串街都不给串。”确康叔叔越说越高兴，“我们住在北京远东饭店。周总理他们进北京就住这个饭店。9月30号，周恩来总理给我们发了请柬，要我们晚上5点去北京饭店参加宴会。下午3点出发。之前么，我们忙着洗澡、换衣服。工作人员还给我理了发，重新编了辫子。”

    确康依然赤着脚，团长认为这样参加宴会不妥，就派工作人员给他买来一双绿色的胶鞋，尺码稍大。

    北京饭店。团长让会说汉话的确康走在最前面，向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周恩来说：“总理好！”总理握着确康的手说：“少数民族好！”

    确康至今记得清晰，总理讲完话，大家端起手里的酒杯，一齐呼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之后，整个宴会厅乱了。语言不通、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青年怀抱唯一可以充当交流媒介的白酒，开始相互认识，尽情歌唱。

    “见毛主席是第二天，国庆节。茶叶么，29号早上就交给来收礼物的工作人员了。30号赴宴回来，大家都很激动，睡不着，3点就起来。5点列队出门，来到天安门，安排我们在观礼台。广播出《东方红》的音乐，毛主席就从天安门城楼出来了，拿下帽子朝我们一甩一甩呢！我们太激动了，使劲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小，出不去，毛主席听不见。急得汗都出来了。”

    带着这段幸福而特殊的记忆，确康和团友经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昆明返回家乡西双版纳。见到久别的父母，才知自己已经离开家乡两个多月了。“回来么，饭吃不下了。”我问为什么？确康叔叔开朗大笑：“菜不好了么！”

    2006年，确康71岁。某一天，当时任勐海县副县长的明追给父亲打来电话，让他在听完这个消息后不要过于激动——“州委州政府决定，让我带您去北京。”

    1955年之后，尽管确康无数次想再去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1956年，土地改革结束，“出身不好”的确康来到勐海茶厂找唐厂长要求参加工作。“唐厂长听说我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就叫我写‘北京’两个字给他瞧。我弯弯扯扯写在纸上，不好意思呢！他还是要我了，培养我当茶叶评审员。”

    1996年，确康从勐海茶厂退休，工作了40年。

    从第一次去北京，51年过去了，万分激动的确康在景洪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穿上，坐飞机去北京。

    还住远东饭店。还去北京饭店吃饭。

    2006年10月1日，确康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当年毛主席站过的地方站了许久，并拍下一张彩色照片作纪念。“第一次只想见毛主席，没有注意天安门。也没有上去过。一直想再去北京，上天安门去瞧瞧。”

    还是想再见到毛主席。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纪念堂开馆之前，确康一行被安排进馆瞻仰毛主席遗容。他得到一个特殊的权利，可以和毛主席说两句话：“毛主席，51年前，我来北京见过您了。51年后我又来看您了。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好起来了，您安息吧！”由于时间太早,所有的花店都没有开门。确康万般遗憾，不能送花给毛主席。情急之中，他想到并取下挂在自己胸前的“沙笼”（哈尼族用来祈福的吉祥物），把它献给了毛主席。

    2015年5月10日下午，确康叔叔向我们打开了封存在他心底的特殊时空，带我们重返那个对他而言最为珍贵和美妙的生命现场。60年的漫漫人生，确康带着这个珍贵的行囊，不时打开抚摸那些永不褪色的记忆。